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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盛时期”潜伏着险恶的危机
为红七军的命运和前途蒙上了一层未可顶卜的阴影……

    自1930年2月间邓斌向上海党中央汇报广西工作离沪回桂之后,由于种种原因,中央与广西红七军失去了联络。

    4月,中央写给红七军前委一封信,信中称:“自小平同志去后(指邓 从上海又回广西——作者注),中央没有得到你们的报告,仅从反动的报纸上得到你们一些消息。”

    同月,中共广东省委给中央的报告称:“前天广西左、右江已有交通员来,隔绝很久的消息,到现在才得以恢复。但可惜他们带来的两件报告因缮 写技术不好,致糊涂不清,只知其大概。”

    到了6月,中共广东省委因经费缺乏等困难,还未打通与广西红七军的交通联络。

    6月16日,中央给军委南方办事处并转红七军前委发了一封指示信(即写有不许李明瑞入党并强令驱逐其离开红七军的那封信),信中称:“关于七军问题,自小平同志回七军后,中央即未曾得到报告,自退出龙州、百色后除龙州部分失败情形有同志 到沪报告外,关于从百色退出的大部分的行踪,中央都不甚明了,近日上海有西文报纸载说已到柳州附近,但详情亦不知道。”

    在这封信中,党中央重申了“立三路线”的观点,认为“世界革命有首先在中国爆发的极大可能”,要求“革命首先在一省或重要几省之内胜利”,在南中国要争取广东的胜利,“坚决地进攻敌人的柳州、桂林,向着广东的西北江发展”。同时批评红七军前委对于李明瑞、俞作豫的态度是“非常错误而且危险的问题”,是“没有遵照中央正确指示的做法,故结果遭受机会主义的失败”!

    可以看出,以“立三路线”为代表的中央因对广西红七军前委的一些做法不满,又因联络不上,情绪是多么的忧虑和焦急!

    因此,在上海的党中央为了在广西更有保证地贯彻执行“立三路线”,特派邓岗前往广西。

    邓岗,广西怀集(今属广东)人,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赴苏联学习, 1927年回国后,曾任中共广西地 委委员,广西特委委员、特委书记,参与领导过广东工农运动和恢复广西党组织的工作。1929年先后在广东、上海等地从事中共地下工作。

    中央派邓岗去广西,是因为他对故乡颇熟悉。

    1930年9月下旬,年方27岁的邓岗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来到红七军。

    10月2日,红七军前委在平马召开前委扩大会议。

    会上,邓岗传达了6月11日李立三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定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命令红七军离开右江地区, 向东发展,攻打柳州、桂林,在粤桂边界小北江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阻止粤桂军阀,使其不得有一兵一卒向北增援,保证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最后夺取广州,以完成南中国的革命。

    “同志们,新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啦!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总要求是:会师武汉,饮马长江!执行任务的战术是:集中攻坚,沿途创造地方暴动,以求取得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进而建立全国革命政权! ”

    邓岗极富演讲口才,他的这种极具权威、器宇轩昂、铿锵有力、极富鼓动性和情感效果的讲话,轰然唤起红七军将士们久盼甘霖的渴望和如火如荼的战斗激情!

    邓小平曾回忆说,作为红七军的政委,当听到中央代表传达全国革命高潮到来的中央精神,心里的确很兴奋。但他又不能不冷静地考虑到,当时的广西已被李宗仁、白崇禧重新恢复了统治,红七军虽在右江地区开辟了根据地,壮大了队伍,但军力只有几千人,打百色都十分艰难,要想打下柳州、 桂林甚至广州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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