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大城市，是根本没有把握的。

    邓岗以钦差大臣的权威口吻宣讲了中央决议之后，遂将话锋一转，接着传达中央对红七军前委与中央长时间脱离联系的批评和对右江根据地土地革 命政策的批判：他说红七军前委“山高皇帝远，而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则封闭、保守”，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样搞下去很危险，很危险 他说右江特委所执行的土地政策是“右倾富农路线”，那些没有逃跑的地主、富农为什么也分有土地，应当毫不留情地彻底地剥夺他们的一切权力！

    这样搞下去很危险，很危险！他说红七军对旧军队和旧军人的整训与改造极为不力，以致造成变节、反水、出卖同志、残害革命的种种案件，对此为什么还要对某些旧军人加以重用，抱有幻想(这当然是指李明瑞)？这样搞下去很危险，很危险！

    面对党中央的新的战略部署和邓岗代表中央对红七军前委及右江特委严肃而尖锐的批评，不能不引起红七军前委书记兼政委的邓斌、右江特委书记兼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雷经天等人的沉恩和疑虑。尤其邓斌，更是忧心忡忡。对于革命形势和现阶段革命任务的不同看法，对于党内路线斗争的新动向，对于红七军这支年轻武装力量的前途命运的担忧，他无法预想，但不能不使他深刻地思考：革命新高潮已经到来，取得一 省或数省首先胜利，进而建立全国革命政权 这就是“立三路线”的战略布局：中央总书记虽然是向忠发，但有共产国际做坚强后台的李立三却握有生杀予夺的尚方宝剑，名义上是执行“立三路线”，实际上是推行共产国际的指示，这种指示成为中共必须绝对服从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圣旨。

    邓斌心里十分清楚：上海立三中央对红七军的工作不满意，新的中央代表的到来，实际上也就是对他这个中央代表的罢免与否认。他是前委书记，会议当然由他主持，但会议的主要矛头是对着他来的。开会的第一天，气氛就处在极度紧张状态。如果不是桂系“剿共”大队与当地土匪勾结串通对红军驻地进行骚扰，使会议不得不几次休停几次派兵力去清扫，进而对会议的气氛起到某种调节作用，其紧张程度大有直线升级的趋势。

    然而，与会者的精神并没有丝毫轻松。

    这一夜，邓斌没有睡。愁多知夜长，他翻来覆去地思考邓岗在会上传达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和对红七军前委、右江特委的严肃尖锐的批评，进而联想到党内几次路线斗 争——这些斗争，总是在“左”和右的问题上争论不休，歧见颇深。迷茫和惶惑像一股浓墨般的油烟充塞在胸膈里，他感到憋闷，披衣起床，掏怀表一看，时针已指着凌晨两点。他便坐下来阅读文件，这是他忙以忘忧之法。

    “笃、笃、笃”——有人敲门。 是雷经天。

    “这真他妈的叫‘水深火热’啊！”雷经天一进门，满脸愤慨地大发牢骚，“他初来乍到，就威风八面！他凭什么对前委和特委评头论足，指手划脚？”

    邓斌忙给他拉把椅子：“老雷，有话坐下说，坐下说。”

    “我睡不着觉，也想不通！”雷经天一屁股坐在椅子上，点上一支烟，“吧嗒吧嗒”地猛吸两口说，“噢，与中央联络不上，怪得我们吗？自从你从上海汇报工作回来后，光我就派了三次交通员向广东省委和南方局报告情况，其中有两位同志被敌人抓捕，他们为保机密，把密件吃进肚里，宁肯被敌人活活折磨死，也不吐一个字！这些，他邓拔奇知道吗？广东省委和南方局知道吗？远在上海的中央知道吗？这些死去的同志若是有灵在世，当听到他邓拔奇满嘴胡话，他们会感受到多大冤屈？会作何等感想？”

    “老雷，不要太激动嘛！我们可以向中央和中央派来的代表陈述我们的意见。”邓斌显然抑制着自己的情绪说，“对七军前委和特委工作中的失误和缺点，应当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