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军与红七军恶战一场，好像挨了当头一棒，撤回了云南，使蒋介石“一石二鸟”的计划破产了。红七军遂又开进恩隆县平马镇进行整训，同时挂起了右江工农民主政府的牌子，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红军战士、赤卫队员和当地的老百姓当时最爱唱的就是这首《工农革命歌》：谁是革命主力军，我们工农兵，工农和士兵，原来都是一家人。

    广西出生的苏区历史学家迪安娜·洛林(Diana Lary)根据回忆写的一个片断这样说到：当时苏区的语言不反对马克思、列宁，甚至对西方政治思维的基本概念都不了解。诸如“自由”或“平等”这样的词也需要用哑剧来表演。第一个动作：一个男人手搭在另一个人肩上行走；第二个动作：把手放下，这就是解放、自由。又一个动作：一个人从另一个人手里取东西；第二个动作：俩人共分东西，这就是民主、平等。什么是租税、军队、地主，当然不需要用上面那种方式来说明。对于红色政权和土地革命的问题也不需要这样解释。他们分了逃亡地主的土地给没有土地的穷人种，并减少税收，税证和地契被烧掉。这时这支部队已拥有七八千人，控制了十一二个县，红色政权从百色等城镇的商业税中得到足够的收入。红七军希望通过每次战斗扩大根据地，但由于土地改革不彻底，以及军队中主要是汉人，在这个少数民族地区做件事并不容易，地主军往往趁红军不在之机袭击地方革命政权。

    据红七军老战士莫文骅(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回忆：滇军撤回云南，桂系再次被老蒋挫伤后苟延残喘，红七军便趁机大力经营右江革命根据地。为提高军队政治素质，巩固革命成果和适应形势的发展，红七军军部在平马举办了“右江党政干部训练班”，为期三个月。参加训练班的学员是营、团以上干部和来自东兰、果德(平果)、奉议(田阳)、恩隆等县的领导人共五六十人。为这个训练班讲课的有邓小平、张云逸、雷经天、韦拔群等党政军领导同志。

    莫文骅说，那时邓小平约二十六七岁，剃个光头，赤着脚，常穿半新半旧的白色汗衫和半新半旧的灰布裤子。他讲授的内容有工农民主政权问题、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帝国主义等。他讲课能够照顾到学员的不同文化程度，深入浅出，讲得形象、生动，通俗易懂，密切联系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他在阐述如何利用国内外阶级矛盾，壮大自己的道理时指出，各帝国主义国家为瓜分世界，争夺地盘，引起冲突，打了起来，这样，各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就可以趁机开展革命活动，不断削弱帝国主义势力，争取解放、独立、民主和自由。同样，国内各派军阀混战，也有利于发展革命力量。他以滇军带两万人马沿右江直下夹击红军攻打南宁时，红七军采取的战略战术为例来说明问题。

    莫文骅说，记得小平讲到土地革命问题时指出：当前农村的土地集中在地主豪绅手里，而广大贫苦农民没有土地，或只有很少土地，这是农民一切痛苦的根源。目前革命的主要内容是深入土地革命，实现耕者有其田。他十分赞扬韦拔群在东兰县焚烧契约、农民不再给地主豪绅交租还债，创建共耕社的行动。

    莫文骅说，整训结束，根据地的土地革命也基本完成，广大贫苦农民分到了土地，许多翻身的农民纷纷要求参加红军，说只有参加红军才会有饭吃有衣穿。整训期间，就有几千农民青年报名参加了红军，这就使红军队伍由三个纵队扩大力四个纵队，全军发展到八千人。这时红军兵强马壮，跃跃欲试，为扩大根据地迎接新的战斗，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按邓小平的说法，此时是“红七军的极盛时期”。然而，“极盛时期”的红七军的前景并不令人乐观——随着一位由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委派的“钦差大臣”邓岗(又名邓拔奇、邓伯奇)的到来，一股强硬的来自中央的“左”倾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