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保卫党中央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最最可恶的就是自己内部出叛徒，他们不仅出 卖了自己的灵魂，还出卖党的事业和许多共产党人的生命。

    邓斌清楚地记得，1928年4月间，他就遇到过两次最大的危险：一次是从苏联归来的何家兴夫妇叛变，出卖了党中央政治局常委罗亦农。当时邓小平去和罗亦农接上头，办完事，刚从后门出去，前门巡捕就扑进来了，罗亦农当即被捕。邓小平出门后看见前门一位特科扮成擦鞋子的用手悄悄一指，就暗示他出事了。前后相差不到一分钟时间。不久，罗亦农就被国民党杀害了。

    还有一次，邓小平、张锡瑗和周恩来、邓颖超住在一个房子里，一位特科突然送来通知：巡捕发现了这个秘密地方，要来搜查。周恩来立刻带领邓 颖超和张锡瑗向别处转移。而邓小平当时不在，没有接到通知，正当巡捕在 里面搜查，他去敲门。幸好特科有个内线人员在里面，答应了一声要来开门。 邓小平一听声音不对，转身即离去

    邓斌也已经得知，就在他去年动身赴广西的8月下旬，原中央军委秘书白鑫叛变投敌，出卖了正在召开军委会议的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等人，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4同志惨遭杀害

    同月，内奸戴冰石告密，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派宪兵包围了中共中央的一个秘密机关，当场逮捕了7位同志

    还有黄埔军校一期生黄第洪叛变，出卖了周恩来和他会面内地点，多亏周恩来因故拖延了会面的时间才幸免遇险

    一些叛徒还出卖过李立三、李维汉等党中央负责人，皆因中共特科人员多有提防和及时将负责人转移，而使敌人的收捕计划落空

    虽然这些罪大恶极的叛徒，最后都没有逃脱正义的法网，受到“红色恐怖”铁拳(当时特科行动的口号)的严惩，但中央机关所处的这种极端险恶 的政治环境，不能不令人忧心忡仲。

    “胡公，中央机关有否向农村迁移的打算？”邓斌关切地问。

    “这个打算我已向柏山、特生交换过意见，在常委会上也进行过讨论，但认识不统一。远东局更持反对意见，说是‘逃跑主义’ ”周恩来语气里带有几分含蓄的伤感，但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观念皆源于对政局的估计不正确，恐惧反动势力一旦纠集起来，红军会被消灭。”

    邓斌抓起即将出发戴的一顶崭新的遮阳帽，弹了弹白色的帽檐儿，愤愤地说：“他们之所以不同意去农村，我看无非是迷恋大城市，嫌农村苦，落后！”

    周恩来说：“这个问题只是不同意迁移的一个方面 ”

    邓斌说：“纵观时局，军阀之间虽然会纠集一起‘围剿’红军，但军阀 之间也因争夺地盘和饷源而矛盾重重，相互扯皮，使‘围剿’不能完局，而 红军恰好在其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扩大自己的武装实力。”

    “你的分析是对的！”周恩来极赞赏邓斌的这个判断，“军阀就是军阀，他们之间从来就不会有坚强的同盟，他们要的是金钱和各自的利益，所以蒋 介石用高官厚禄收买他们，比枪炮管用，也屡屡得手。”

    邓斌快言快语地说：“条条道路通罗马，但我们要达到目的，必须找到一条正路！”

    “是的！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我这个观点是根据朱、毛进行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概括出来的，而且他们的这一经验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在此以前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 ”周恩来眼眸里荡漾着一种激奋 的光芒，却也有一丝暗自隐忍的难以言明的苦楚。

    “那些‘取消派’们会同‘城市中心论’者一起反对这个观点。”邓斌 对周恩来的处境充满着一种感情真挚的体恤与谅解：探索前人未走的路，是 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