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的帽子，言下之意，农村红军成不了什么大气候，向农村发展是“旁门左道”。

    周恩来在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他们(指托派)以为 中国像西欧各国一样，大城市的经济力量可以统治全国，所以大城市暴动成 功以后可以影响小城市及乡村；而在中国，则找不到一个大城市的经济力量 能统治全国的。所以中国革命要胜利，必须要有红军，必须要有广大的苏维埃区域的帮助。

    1929年底，周恩来在给朱、毛红军前委的指示信中，提出了“先有红军，后有城市政权”的论断，并确认“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如有人怀疑红军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就是一种取消观念。——这与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军事思想一拍即合。

    ——显然，这是大慈大悲大智慧的周恩来经过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对中国的国情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毋庸讳言，周恩来开始也曾迷恋第三国际的“城市中心论”，不过他不像李立三、王明等那样执迷不悟。城市暴动的屡遭挫败，调整了他的思维框架：上海不是巴伐利亚的慕尼黑，南京总统府也不是彼得堡的冬宫，工人手中的木棒更不是“阿芙乐尔”号军舰上的大炮，在第三国际望远镜里看到的城市暴动大军的红旗在上海海关大楼上迎风飘展，那不过是海市蜃楼的幻境。他发现，城市并不那么青睐共产党，而落后的偏僻的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反倒是共产党最好的用武之地，只有在农村实行武装割据，积蓄力量，夺取城市才是可能的。

    自中央机关迁往上海以来，他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主要是：

    第一、整顿几乎被敌人打散的党组织，恢复并发展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 内的秘密工作；

    第二、指导各地区的武装斗争，努力扩大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并把 这个工作放在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上；

    第三、领导在严重白色恐怖下的保卫工作，清除叛徒，保证中共中央的 安全；

    第四、进行反对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

    应该说，这个时期中共中央的工作路线基本上是对的，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起着从严重挫败到走向复兴的关键作用。

    邓斌感到另一个忧虑不安的就是，中央机关所处的这种极端险恶的环境：

    国民党特务组织一直竭力利用各种手段穷凶极恶地搜索并破坏中共的各级机关，捕杀党的领导人。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三年内，党的许多重要领导人如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江苏省委代理书记赵世炎、中央政治局委员罗亦农、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彭湃、中央军事部长杨殷等先后被叛徒出卖，被捕牺牲。

    1928年11月14日中央常委会议决定，成立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特别委员会，负责领导中央特科，周恩来为此倾注了不少心血。 早在这年春天，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由陈赓等具体负责，建立了第一个反间谍关系——杨登瀛(又名鲍君甫)。杨是国民党情报系统头目陈立夫的亲信、国民党中央的驻沪特派员。杨社会关系复杂，与各党各派、外国租 界人士以及黑社会、三教九流等都有来往。有人称他为“四朝元老”，就是 因为他与国民党、日本人、汉奸、共产党都有联系。蒋介石着手在上海建立 特务组织，陈立夫便推举杨登瀛主抓此事。而杨登瀛同情革命，他向中共提供了大 量情报，对防止党的机关被破坏、营救被捕人员和清除内奸起了重要作用。

    1929年初，中共特科又利用杨登瀛的关系和介绍，派遣李克农、钱壮飞、胡 底等打入国民党高级特务机关，钱壮飞还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 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