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往往是痛苦的。

    探索犹如进入远古洪荒的山林，云遮雾障，危难丛生，前路渺茫，布满沼泽 多少先驱者倒毙在披荆斩棘的中途！逝者已长眠，生者将何去？也许行进的路线偏离了目标，但后来者的成功比起先驱者的探求来谁更值得赞 颂呢？

    “目前的局面非但不容乐观，而且非常严峻。”周恩来声调黯然，泛露出一种负疚感。他准备对目前的严峻局面承担责任。他的品德不允许把一切失误与过错诿卸在李立三、向忠发等人的身上。“柏山他们已为此思考得很苦，来自国际的、内部的压力，常常逼得他们骂娘！”

    所以，周恩来要亲自去一趟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陈述实情。在这个时期内，由于政治环境的极端险恶，由于大革命失败后党内所遭 受的种种挫折，使党内一部分不坚定的分子从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进而走上右倾取消主义的道路。他们宣扬：中国革命失败了。

    陈独秀在《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的信》中说：“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

    ——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社会已是所谓“资本主义占优势并将得到和平发展” 的社会，中国无产阶级应该等到将来再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现阶段只能进行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他们反对中共领导的各种斗争，把红军运动污蔑为所谓“流寇运动”。他们中许多人原是中共早期的领导人或重要干部，如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尹宽、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等，这时仍保留着共产党员的身份，有的还担负着地方领导职务，在党内有一定的影响。更为严重的是，他们在党内组织秘密的小派别，散播秘密刊物和传单，制造思想混乱和纠纷，并同国际上的托洛茨基反对派勾结在一起，进行分裂党的活动。1928年秋和1929年春天，中国留俄学生中的托派分子先后被遣送回国，在上海、北京、香港等地建立各种名目的托派小团体。这对于秘密状态下的中共党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直接的威胁。

    1929年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决议对反对派的整个路线及其对党的严重危害作了系统的分析，作出决定：各级党部如发现这种小组织，必须马上解散；经讨论后，仍坚持取消主义思想，不服从党的策略、不服从决议者，应开除出党。

    反对派首领陈独秀，念其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有过功劳，故此，周恩来、向忠发、李立三等都找他谈话，对他进行帮助和挽救，而陈独秀却以中共元老和领袖自居，根本不把这些现任的领导者看在眼里。10月5日的《决议》对他发出严肃的警告：“独秀同志必须立即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警告，在党的路线之下工作，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与活动。”

    但是，陈独秀和其他托派分子并不接受中央的警告，拒绝中央指派他们的工作，继续在党内进行反党宣传和非组织活动。这就迫使中央不得不对他们采取组织制裁。

    11月15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由李立三起草、经周恩来修改的《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党籍的决议案》。接着，江苏省委又将郑超麟、尹宽等人开除出党。

    面对敌人白色恐怖和血淋淋的屠杀，面对变节投敌的叛徒们的告密和破坏，面对来自国际的、党内的“左”倾盲动危险和托陈取消派的右倾宗派的 分裂活动 周恩来虽然临乱不惊，心有定见，皆以他高超的智谋和斗争艺术使他和中央化险为夷，安然无恙，但他披肝沥胆事必躬亲举轻若重为此付出了无尽的心血和汗水。而他的目光却在人生的无边无际的汪洋大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