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霞烧着的黄昏。 开往香港的英国客轮再有一个小时就要拔锚启航了。一位身穿长袍马褂、留着胡子的商人来到邓斌秘密出发地点。

    “胡公！”邓斌惊奇的目光投过去，端详着周恩来的脸。周恩来摘下礼帽，威俊的面孔在这些天里显得削瘦多了；眼睛里布满了血丝，眼眶周围浮现着一团暗影，两道浓眉和满腮的胡须上沾满了风尘；双唇皱裂，好像嘴形也变宽了；前额微蹙，失去了从前的光洁圆润。他的容颜 不仅呈现出睡眠不足和体力上的疲劳，而且他的深邃的目光里流溢着一种无可言状的潜忧。

    “我们与他们(指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了。”周恩来的声音低沉而有些沙哑，“我们内部对武装暴动的直接革命形势认识也不一致，柏山(李立三)认为革命新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是一个东西。政治局连开两天会，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所以决定只有派人到莫斯科去，向共产国际报告 ”

    不抽烟的周恩来从邓斌手中的烟盒里抽出一支烟卷，点上吸着。

    “派谁去莫斯科？”邓斌问。

    “我去。远东局也指定让我去。”周恩来说。

    “要去多长时间？”

    “很难说。”

    “你走后，军事由谁负责？”

    “政治局决定，军事部与军委合一，直归政治局，我离开由柏山担任军委常委。”

    “……”邓斌颇感不安地默叹一声，欲说又止。中央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派周恩来去莫斯科？可以想见得到，中央最高领导层内又发生了严重分歧。 在向中央汇报广西工作时，邓斌已看出政治局常委们对广西工作的讨论意见不一；也知晓中央同远东局之间的矛盾已发展到十分尖锐的地步。 此刻，邓斌最忧虑不安的是，周恩来离开军委后，军事领导工作将会出现怎样的局面？ 迄今为止，军委在周恩来的主持下，经过一年多的奋斗，全国红军战胜了初期的严重困难，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并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建立了统一的 序列，红军已有第一军至第十三军共十三个军，拥有约六万四千人的兵力， 近三万支枪，建立了湘赣、赣南、闽西、湘鄂赣、闽浙赣、洪湖及湘鄂西、鄂豫皖、左右江等大小15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党所领导的革命游击战争扩展 到了12个省、几百个县。

    当时在中共最高领导层内，也许很少有人能看到，以后中国工农红军的三大主力——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这个时期已初具雏形。这些都同周恩来主持下的中央军委的指导和支持很难分开。

    与此同时，在实际斗争的摸索中，周恩来对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也越来越重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城市化的步骤十分缓慢，从人口比例来讲，农民好像汪洋大海，而城市工人阶级却如同汪洋大海 中的一个小岛。到1921年中共诞生前夕，全国的产业工人也不过二百万人。 中国历代政权的更替差不多都是农民起义的结果。

    周恩来进而阐明：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在资本主义发达的西欧，在那里，“城市中心论”自然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特征。中国共产党信仰马克思主义， 按一般道理，也应把城市看做革命的堡垒。但实际上，中国和西方在革命起 点上存在巨大的“落差”，年轻的中共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教条式地 把“城市中心论”当成了金科玉律。

    1927年国共反目后，共产党被迫转入农村，另起炉灶，可中共领导机关并非马上意识到广大农村才是其工作重心和力量源泉，依然对城市心驰神往，把组织和发动城市工人暴动当成夺权的不二法门。对于农村红军，顶多视它为配合城市暴动的辅助力量。由此以来，那些主张扎根农村的红军领袖，如毛泽东、朱德等，被戴上“农民意识”、“狭隘经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