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斌向党中央汇报了广西的工作，忙完了公务，便又不得不急忙去忙他的家事。

    因为，在这个时候，他的个人生活遇到一件不幸的事——他的妻子张锡瑗难产。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此时，张锡瑗正住在上海宝隆医院里。分娩，这对一个将要做妈妈的女人来说既是痛苦的，更是幸福的。然而，谁也没有想 到，偏偏孩子难产！

    好不容易，孩子总算生下来了，可是张锡瑗却因此得了产褥热(通称“月子病”。产妇在分娩期或产褥期中，由链球菌从生殖器官浸入体内所引起的 持续发高烧、下腹部疼痛流血脓、头痛、呕吐等)。虽是住在医院，但医疗条件很差。邓斌在医院以极其焦虑的心情日夜陪伴着妻子。

    不幸的是，几天以后，张锡瑗就去世了。年仅24岁。 没过几天，生下的孩子因患“七天风”(即肺炎)也死了。这是一个女婴。

    妻子和孩子的死，令邓斌十分悲痛，这对于他是怎样的一种打击啊！他久久地凝望着妻子那张青春的遗像，心里充溢着万般珍惜的亲情与追念。

    那是1925年秋天，在十月革命的故乡——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一期大多来自中国的六百多名学员陆续入校学习。当时因遭到法国政府驱逐出境的赴 法勤工俭学中共旅欧支部成员的邓希贤(即邓小平)与同伴傅钟(后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任卓宣(曾任中共放欧支部书记，大革命失败后叛变，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等，奉命于1926年1月从巴黎经柏林来到莫斯科 入中山大学培训。

    己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后又转入正式党员(1924年)的邓希贤被推选担任学员共青团团小组长。在他的团小组里，其中的一位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而另有一位女性就是从国内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年轻的共产党员张锡瑗。

    蒋经国是到莫斯科以后加入共青团(后在俄工作期间加入共产党)的，虽与邓希贤不同班，但却在邓负责的团小组过组织生活。蒋经国和邓希贤个子都不高，集合站队总是排在一起，肩挨着肩。有一次，同学们去郊外滑雪，蒋经国好奇地问邓希贤：你们干么老围着一条大围脖？邓希贤告诉他说：在法国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因生活所迫，常去当清洁工，尤其是捡马粪。因为干这一行挣钱多，捡一天马粪能打发一个星期的花销，最划得来。法国的清洁工都围那么一条白围巾，所以，我们每人都有这么一条围巾，以此作为对那段生活的记忆和对富民强国的矢志追求。蒋经国听罢，连连感慨：兄等含辛茹苦，寻求救国救民之道，可敬可敬！并表示：我此次来俄，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一切交给我所信仰的苏维埃，我愿绝对地受苏维埃的训练，为中国的民主革命胜利而斗争！

    ——生活和历史就是这样地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这两个当年同窗共学的朋友和同志，谁能料想到，五十年后，会成为台湾海峡两岸的实权人物和政治对手呢？

    却说张锡瑗——这位年轻的女共产党员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年方19岁。她的原籍是当时的河北省房山县良乡镇，父亲张镜海在铁路供职，参加过“二七”工人大罢工，曾任良乡火车站站长。张锡瑗在直隶省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1924年作为骨干分子参加该校学生改革学校教育的学潮运动，并在该校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她到北京，认识了李大钊、赵世炎等共产党的早期领袖，同年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党领导下的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活动，是不可多得的女革命活动家。是年秋天她被党组织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这样，张锡瑗与邓希贤作为同学便认识了，而且彼此之间相当熟识。这是志同道合者的天造地设般的一种“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