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月上旬，邓斌回到了上海。他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汇报了广西的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李立三、中央军委书记(军事部长)周恩来、中央组织部长兼秘书长李维汉等听取了邓斌的汇报，对广西的工作进行了讨论，并将报告和讨论的记录刊登在军委主办的《军事通讯》第二期上。

    当时全国各路红军和各根据地处于隔绝的状态。为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和互通情报，在周恩来主持下，于1930年1月15日中央军委创办了秘密刊物《军事通讯》(现存中央档案馆)。首期刊登了陈毅的《关于红四军历史及其情况的报告》，编者在按语中指出：“这是很值得我们宝贵的一个报告。朱、毛红军这个‘怪物’，在我们看了这个报告以后，都可了然”，“是在中国别开生面”。要求各地红军、各地方党组织学习红四军的经验。

    很快，在《军事通讯》的第二期便刊登了题为《对广西红军工作布置的讨论》一文，并加了一个编者按。编者在按语中说：我们本来不准备再把讨论的记录全部发表，只因为广西这个转变是在全国范围内最有组织最有意识的一次兵变，站在日前应扩大全国兵变的意义上，发表这个记录，把这次兵变所得的教训和经验传播到各地方党部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们把这个记录全面发表了。

    邓斌在报告中，详细汇报了广西前一阶段的工作，并对今后的工作提出了设想。

    报告认为，前一阶段广西军事工作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军委(即前委)未建立时，士兵运动未能有计划的开始；第二个时期为中央代表去后建立军委，开始有计划地注意士兵运动，并有计划地派了些人到军队中去；第三个时期，教导总队已带了红色，有可能拖出来发动游击战争，但已引起敌人注意；第四个时期，俞作柏反蒋失败到现在，已将警备第四、第五大队拖到右江百色、左江龙州，决定正式建立红七军、红八军。

    关于前委今后的工作，报告中说，要继续深入土地革命，建立直接由群众选举的苏维埃革命政府，建立由贫农组织的农会，防止无目的的烧杀主义，一切工作向着群众。要扩大宣传，发展工人组织，对小商人实行保护，对大商人加重捐务，废除苛捐杂税，健全地方党的工作，等等。

    关于军队，报告中说，要加紧军队的战斗力，建立游击战争的战术，改善待遇，做到官兵一律平等，在成分上改造红军，开展军事训练，加强军中政治工作，注意维护军纪党纪。军事发展方向是左、右江取得联系，推向湘粤边界发展，以造成与朱(德)毛(泽东)会合的前途。

    邓斌在报告的最后谈到，红七军、红八军中的军事人材够用，但缺乏党和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人材。地方党的组织，以前等于没有，目前党的组织干部甚为缺乏。当地农民生活很苦，土地大部分集中在中小地主手中，自耕农多，但大都很穷，豪绅对农民压迫很厉害，因此农民对土地革命的积极性很高。广西的商品交换以鸦片为中心，现在一是扣留一部分鸦片，一是加重鸦片交易的税收在讨论中，发言人对广西的工作提出了很多意见和建议，其中一些意见相当尖锐，一看即知带有浓厚的“左”倾味道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责令口吻：

    ——广西红军应向柳州、桂林发展，用革命暴力推翻那里的地方资产阶级联盟政权，去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专政。

    ——要扩大武装暴动的范围，组织区域性总同盟罢工和进攻主要城市。

    ——在某几省的形势之下，组织一省或数省暴动，在今天就应有坚决决定，以反军阀战争与武装保护苏联为发展独立的群众革命运动的主要任务。

    ——对李明瑞绝对不要存丝毫的幻想，并要加紧与之斗争，不然，远东局又要指责说这是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