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从1925年秋一直办到1932年，曾有几千名中国人在这里学习，接受苏维埃的洗礼与熏陶。学校首先是培养政治工作者和革命者，时间有长有短，长则两年三年四年，短则年把或八九个月。虽然开始时国民党派出的学生差不多坐满了教室(一些由共产党派出的学生也是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入校的)，但教材的重点仍然是马克思主义。教材有俄语、英语、法语和德语；有历史(中国史、俄国史、东方和西方革命运动史)；有政治经济学(主要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根据苏联有关著作编写的教材)；有列宁主义基础课(主要是斯大林的著作)；还有军事科学和军事训练。

    当时，正值国共两党合作出现“摩擦”的嬗变期，以国民党“西山会议派”为代表的右翼分子提出“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此时率军东征的蒋介石(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兼黄埔军校校长)也要求周恩来交出在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名单，否则退出第一军，已表露出他旨在军队中排斥和清除共产党人的企图。由此，莫斯科中山大学也是中国党内斗争的一个场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那里的托派和反托派斗争的缘故。国民党派去的学生时常与共产党派去的学生进行辩论——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国共两党的合作能持多久？所有这一切又引起了苏联领导人之间的争论。

    有史料说，1926年秋，托洛茨基和斯和大林同时来到中山大学作报告：

    托洛茨基主张，停止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合作。斯大林主张，应保持和发 展国共两党兄弟般的亲密合作。托洛茨基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已提上中国的日程，共产党要自己干。

    斯大林认为，那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此必须同它的主要力量国民党合作。托洛茨基说，国民党好比老虎，中共将是一头雄狮；不是老虎吃掉狮子，就是狮子吃掉老虎。

    斯大林说，中共还是一头幼狮，即使将来同国民党分道扬镳，各自雄踞一方，两分天下，要比现在就打个两败俱伤的好！

    就这些问题的辩论，个子矮小的邓希贤以他善于雄辩的口才，阐述了在中国只有国共两党亲密无间的合作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伟大社会变革，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这个观点，一直贯穿邓在此问题上的主导思想，他提出 的“一国两制”的构想，就是一个杰出的典例)。由此他赢得了同学们对他的一种生动、形象、诙谐而幽默的称誉——“小钢炮”。

    当时人们大概不曾想到，三十年后的1956年2月，他作为中共派出的一个重要代表团的成员，参加苏共“二十大”。继而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事件，展开了激烈 的中苏论战。在毛泽东授权邓小平直接指导和参与下，一连发起《九评》文章犹如一发发炮弹轰动了苏联，轰动了全世界，直到赫鲁晓夫垮台。正如邓小平所说：“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实行霸权主义是取得政权的马列主义党背 叛社会主义原则的最显著标志。”后来在中国，有一件事关全局的，就是邓小平以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为借鉴，在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指出和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包括“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 的错误时，没有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采取全盘否定的错误态度，而是相反， 实事求是地肯定了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和崇高历史地位。同时也没有把“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错误的责任一切都推给毛泽东一个人，而是指出 中共中央集体、毛泽东以外的其他中共领导人也负有责任，包括他自己在内。并详细分析了产生这些错误的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特别是指出了导致这些 错误产生的更重要的因素，是受苏联高度集权体制的影响和中国长期历史上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影响造成的。

    张锡瑗与邓希贤同在一个党小组，既是同学，又是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