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俄国老太太，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四十多年前，住在北京的人也不大熟悉有这样一处西餐馆。记得好像是在八十年代初，王畅安（世襄）先生在《中国烹饪》的一篇文章中曾提到过俄国老太太的西餐，此外，我还没有看到过任何其他记载。

    俄国老太太并不是这家西餐馆的名称和字号，而是实指其人。这是一家非常特殊的西餐馆，没有招牌，没有门面，甚至也没有店堂，只是一座普通的住宅，几间洋式平房而已。地点大概在今天北京火车站的位置，当时年龄太小，具体胡同和方位已经记不清了，好像离徐悲鸿先生故居也不太远。1958年，随着北京十大建筑之中的北京火车站兴建，那一片房子已经拆除了。

    外部环境虽然已经没有印象，而房子的内部我依稀记得，所谓洋式平房，也就是说它的内部是通过一个走廊分成若干居室，有点像今天的单元房，厨房也是在居室之中。我印象中的房子很陈旧，木制地板，早已油漆斑驳。有护墙板，也是十分破旧。其中两间稍大的房间作为用餐间，有长方形的餐台，高背雕花的座椅。惟有窗帘和台布是厚厚的呢子做的，边上还有漂亮的流苏，酒柜上有俄国古典式的蜡台，还有一个很大的镀银俄式茶饮，好像久已不用，摆摆样子，让人感到一种异国风情。

    俄国老太太当时已经六十开外，很胖，头发雪白，关于她的历史，已经没有人能说上来。俄国十月革命后，大批俄国旧贵族出逃国外，最有地位、有钱的当然是去了法国，稍差一点的分散在欧洲各国。此外，也有一部分定居在中国东北，以哈尔滨为最多，刚开始流寓生活时尚能维持一个原有的上流社会小圈子，随着时间的流逝，珠宝和俄国钻石渐渐换了面包和俄得克酒，于是在哈尔滨出现了许多留着大胡子的看门人、清道夫、送牛奶的和茶房，其中侯爵、伯爵和将军决不乏其人。除了哈尔滨之外，上海、天津的租界内也常常能看到他们的身影，稍有一技之长的，比如吹拉弹唱，可以在租界的歌舞厅中充任乐手。四十年代卓有影响的作家徐讦，很多作品中都有关于他们的描述。这些人被称作“白俄”，是沙皇时代最后的贵族。在北京的“白俄”不多，大概是因为北京的文化氛围过于传统的缘故罢。俄国老太太本人是第一代的“白俄”还是第二代“白俄”，没有人知道。她什么时候在北京定居并经营西餐的，也没有人记得上来，但从我记事起到年北京火车站周围拆迁，就知道有个俄国老太太。由于她没有正式开饭馆营业，又在深巷之中，人们总是以“俄国老太太”五个字概括了她和她的俄式西餐。

    去俄国老太太那儿吃饭，都是亲友之间相互推荐。她年事已高，每周只能有两三个晚上接待客人，而且每次不能超过十个人，去吃饭要事先打电话预订，如果已经安排他人，只能依次顺延，因此预订往往要提前半个月左右。五十年代中，我家一年之中总要去俄国老太太那里吃三四次饭，但由于年纪幼小，我仅去过两次。一次是家中亲戚聚餐，本来没有外人，临行时奚啸伯先生来访，于是一同去了。另一次是专门在俄国老太太那里宴请电影导演岑范。那天我们先到，岑范先生因为被其他事情绊住，到得很晚，我们在那里等了他一两个钟头。在这一两个小时内，我在俄国老太太家中好不耐烦，先是玩那个镀银的大茶饮，后来又跑到厨房去看她如何做菜。我印象最深的事是她餐室中有一个很大很旧的破长沙发，原来可能是很华丽的，但那时却已破旧不堪。那天我带去一把很好的玩具左轮手枪，我把它藏在沙发扶手与坐垫之间的缝隙里，本想等岑范来时吓他一下，可到厨房看看什么都新鲜，就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岑范来后立即上菜，直到走时都没有想起来。那把手枪是德国造的仿真玩具枪，为此我难过了很久。更不知道如果有一天那胖墩墩的俄国老太太偶然从沙发缝里摸出一把手枪会是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