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兴旺。直到六十年代初，“解放”都是北京一个专营特殊食品的特殊商店，而它的顾客们也是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中的特殊群体。

    “解放”的顾客成分非常鲜明百分之七十可以说是长期顾客，其中有多年习惯“欧化”生活的知识阶层，逐渐走向没落的北京“宅门儿”，大学教授与协和、同仁的大夫，文艺界人士和民主党派人士，以及不少当时外国使馆中的中国雇员和侨居北京的外国人。那时北京的社会结构与今天大不相同，生活圈子的范围也不大，因此在“解放”购物时往往碰到亲友和熟人，有的人虽从未说过话，但一望而知是熟面孔。同仁医院耳鼻喉科主任、著名的耳鼻喉专家徐荫祥教授，京剧艺术家裘盛戎、李少春，以及一大批说得上名字的翻译家、画家、作曲家和民主人士都常常光顾“解放”。家住在海淀的清华、北大的教授夫人们也常常坐上一个多小时的汽车来此采购。此外，这些人家的保姆们、厨师们也在这里混得厮熟，我家的厨师就是在“解放”与龙云家的厨师相识并成为莫逆之交的。

    记得三年困难时期，“解放”仍有传统食品出售，价格如何我已记不清了。那时东西品种较少，而且只卖一上午，下午几乎门可罗雀。因此每天一早，“解放”门前总会排起长龙，开门后分成面包队、肠子队和点心队，除了点心队人少些，面包、肠子都是热门，人们没有分身法，于是想出了互相帮助的办法，比如我买两个尖面包、两个长面包，你买两根茶肠、两根蒜肠，然后每人各分出一半给对方，既省事，又省了时间。困难时期在“解放”买一次食品，往往要花一两个小时，队伍很长，卖得很慢，但却秩序井然，几乎没有看到过争吵打架的事。

    在排队过程中，由于人们生活方式、经济地位和知识水平的接近，常常也有些交流，比如烹调技术、购物指南、生活常识等等。至于其他方面的交流，在那些年代中，大家都是十分慎重的。在购买食品时，也常常会发生些有趣的事情，比如保姆们在议论主家的说长道短中，揭发出主人的不少隐私。或人们在交流厨房技艺时，反而促销了某一种商品。偶尔也能看到精明的女主人贿赂别人家的保姆，先以小恩小惠将这家保姆刚刚从东单菜市买来的两只鸡以茶肠作代价换来一只小些的，然后继续与这家的保姆闲聊，最后以多给两块钱的办法将剩下的一只也弄到手，真可以说是以逸待劳，得来全不费功夫。

    “解放”的楼上也卖过咖啡和茶点，但生意并不好，大多是一些少男少女谈情说爱的场所。三年困难时期楼上变成了专门供应外宾的“特供”，那时的友谊商店在东华门大街，而食品和烟酒却在“解放”楼上供应。

    六十年代初，“解放”歇业，它的经营却未停止，而是与北面麻线胡同口上的“华记”合并，继续卖特制的面包、肠子和西点，而且质量不变。

    1966年夏天“文革”开始，可以说直到这年的8月20日前，“华记”只是被迫改了店名（改成什么名字现在已经回忆不起来），生意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到了8月20日，情况则发生了急骤变化，北京的抄家活动开始，一夜之间，以上说到的“解放”或“华记”的顾客可谓六亲同运，几乎都成了“牛鬼蛇神”，朝不保夕，甚至家破人亡。“华记”门前异常萧条，那段时间“华记”是怎样的状况，几乎没有人能记得上来。

    七十年代初，原来的“华记”更名“春明”，又开始了营业。我在那时常常去买东西，仔细观察过顾客的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熟面孔逐渐多了起来，这些面孔虽然经过浩劫显得憔悴和苍老，但却很难改变原来的气质。那个时代“色尚黄绿”，“春明”的顾客却几乎都穿着灰色和蓝色的旧衣衫，从手和皮肤都能判断出这些顾客原来所属的社会阶层。我惊异人的生存能力和社会生活的弹性，时隔四五年，经过这场浩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