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97年12月14日，我就找过北京故宫东墙外的箭杆胡同，北洋时期的箭杆胡同九号，现为20号，是陈独秀任教北大时的故居。

    大门朝北的陈氏故居，隐匿于紫禁城东的一片灰色的胡同里，已经破旧不堪。之后几年，我又去过几次，去看望房东孙志诚老先生。老先生的父亲，即当年陈独秀的房东。我曾几次在当年的《新青年》编辑部里，听老人坐说当年。

    老人说，当时，他们一家依然住在南边的那排屋里，北边靠胡同的这排房子，租给了陈独秀先生（他每提陈独秀，必加“先生”二字）。当年，住这儿多方便啊！陈独秀先生从这儿去北大上班儿，或者走胡同西口的骑河楼南巷再转到北巷，或者走东口的北河沿大街，往北走没多远，就是北大红楼了。陈独秀先生当年与高君曼和一双儿女都住在这个小院。北边靠门口的这间房子，就是《新青年》编辑部。靠门儿方便啊，人来人往的，听父亲在世时说，那会儿，这儿可热闹啦！

    蔡先生胸宽如海，陈独秀如鱼得水，初到北京的日子，陈独秀工作顺心，事业斐然，群星拱月，天下景仰。在胡适、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的干将加盟后，《新青年》成了一个时代的号角和整个世纪的旗帜。这位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毛泽东语），讲学、撰稿、交友、演讲，甚至亲自撒传单，像旋风一样掀起了中国近代的一场思想大启蒙运动。现在，谁都得承认，没有五四时期陈独秀所领导的那一场新文化运动，就不会有现代中国的大批杰出政治、军事、文化人才的涌现，也就不会有日后中国共产党的问世。

    呜呼！漫漫中国历史上，有几位在野的思想家的号令，能令整个中国的知识分子如此感佩，如此响应，如此奋起，并因此而改变了民族的命运？

    然而，谁能想到，即使占据了全国最高学府的一流位置，即使已是万众仰望的知识界领袖，即使果敢地加入了约束一己物欲的北大“进德会”，陈独秀仍坚持不做完人，他白天忙着发动新文化运动，晚上则忙里偷闲去八大胡同销魂。

    高君曼当然要与他吵闹了。小众女士言简意赅地骂丈夫为“无耻之徒”（确实比较无耻），而陈先生则十分机敏地反讥新妻为“资本主义”（只想垄断私产之意？）。后来，陈独秀竟因与学生共争一个妓女而被政敌捅到报馆里。

    蔡校长很为难，只好借教学体制改革之机撤了文科学长一职，请陈专做教授。为安慰他，还弄了张北大“国史馆编纂”的聘书给他。然而，陈独秀哪里是肯安分地坐而论道的教书先生？他更无心去编纂国史，借蔡校长辞职南下之机，索性请假不上班了。那时，他已经迷上了马克思主义，除了主办《新青年》，还整天忙于校外的政治活动，从“教学第一线”的骨干，成了风风火火的职业革命家。

    民国八年（1919年）暮春的一个晚上，陈独秀叫上北大同事高一涵、王星拱、程演生和内务部佥事邓初等人到中央公园向乘凉的人们分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是头一天晚上印好的，还请留美博士胡适将内容翻译成了英文。第二天晚上，他们再接再厉，在一家川菜馆吃完饭后，又分头到市民们晚上乘凉和娱乐的新世界商场和城南游艺园去分发传单。一向大大咧咧的陈教授，手执传单，逢人便送，终被蹲守的便衣警察抓获。还好，他从幼稚举动中猛醒过来，大呼大跳“暗无天日，竟敢无故捕人！”满堂哗然，高教授与邓佥事这才知大事不妙，遂侥幸脱险。

    其实最侥幸的是陈本人。因头一天中央公园的传单已经震惊了京城的治安部门，军、警各派侦探分布于市民扎堆的场所。陈独秀不幸撞在网上，却又有幸是被警察捕去的，如若被军人抓走，则其生命很可能终止于四十岁那一年！

    说来真巧，陈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