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安徽人，北京政府的当家人段祺瑞也是安徽人，而且，段总理起用的两位京城治安联防的最大头目——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和京师卫戍区司令段芝贵，也都是安徽人。让人庆幸的是，吴总监是看重乡谊并敬重文化人的老乡，坚持把陈先生留置警厅并善待之。而段司令则是个一心为政府并极端仇视“过激主义”的武夫。陈独秀拟定的《北京市民宣言》上，五条要求之第二条，实属“过激”：

    免除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

    可想而知，当晚陈独秀若被投入段司令的京师卫戍区的执法处牢房，那可不是要了命嘛！

    由于多位皖籍在京名流的联名保释，在大总统徐世昌的亲自过问下，吴炳湘把陈独秀关了三个月后将其取保释放。

    接司法程序，陈独秀貌似认真地填写了具结书：

    前因为人撒发传单，破坏社会道德，实属不知检束。自被查拘，颇为觉悟。以后安心学问，并在北京就正当职业，以谋生计，不再作越出法律范围举动。

    有道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被安徽同乡会接回家后，陈独秀变本加厉地“过激”起来，后来违反保释规定，擅自离京，在武汉发表“过激”演讲被报纸刊登出来。于是，吴总监勃然大怒，决定在陈独秀回京后将其立即收监！或许又是不知哪位在体制内的皖籍人士的通风报信，这才有了李大钊化装成年关收账人亲自驾车将陈独秀送走的一段党史传奇。

    转了一圈儿，陈独秀又把《新青年》带回了其发祥地——上海老渔阳里环龙路二号。

    民国十年（1921年）10月4日下午，陈独秀正在楼上午睡，忽听天井里一阵嘈杂，他趿鞋下楼探看，却见刚才被高君曼拉着打牌的杨明斋、包惠僧、周佛海和柯庆施被法租界的巡捕围住。懵懂中，他和所有的在场者，包括积存的《新青年》和印刷器材，都成了巡捕房的战利品。后因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花了大价钱聘得著名的洋律师为他们辩护，而且马林还曾对巡捕房表示过“意思”。二十多天后，陈独秀等人被保释，巨额罚款也是那位马林先生提供的。本来陈独秀挺烦这位指手画脚的荷兰人，这次出狱后，他才对马林有了好感。

    一年后的8月，巡捕再次闯进此宅逮捕了陈独秀。这一次，他在法国人的监狱里待了十天，也是法租界迫于社会舆论，判罚大洋四百元后释放了他。

    对了，还有一次陈独秀是在石库门房子里被捉拿，只不过那是被“自己人”误捉，虚惊一场。那是“五卅运动”期间，陈总书记带中共秘书处的任作民同去一幢空着的石库门房子里，这一老一少的行动难免有些鬼鬼祟祟。入内一会儿，突然房外有人拍门山响，一开门，却被一伙人扑翻在地并缚住。陈、任二人自不敢报家门，那伙人遂以抓到两个奸细的兴奋心情将其押解至上海总工会。是一位又高又瘦的青年领导人出面接收的。对方一见老“奸细”，稍一怔，连忙当众厉声审问是否为捣乱工人运动的坏人？待二人表示绝非坏人后，便下令将二人立即释放。出门后的陈总书记一定和任作民相视大笑，因为他们知道，抓他们的，是警觉过分了的工人纠察队的弟兄们，而“审问”并释放他们的，乃本党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兼上海总工会负责人刘少奇同志。因党的最高领导的身份不便暴露，机敏的刘少奇只得不动声色地将戏演了下来。

    此事绝少人知道，若不是郑超麟偶从一位地下交通员处闻知，此次“被捕”真要绝版矣！？

    大概就在房东家里嵌着标志牌的地方，当时陈独秀挂了一块小黑板，他在上面很不客气地写着一行字：

    不知这个“限时令”对革命同志是否适用。民国九年（1920年）春住进这里的陈独秀，把他的家当成了《新青年》编辑部，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