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月7日，我在上海。

    一场连绵的冬雨淋得人心情黯然。我曾沿上海南昌路自西向东找去，寻觅在中国革命史上大名鼎鼎的“老渔阳里二号”。

    一峰独秀，万山景仰。陈独秀是民国初期中国知识界的精神圣哲，而《新青年》则成为所有进步青年心中的圣经。圣哲的故居，圣经的诞生地，能不拜谒吗？

    史料称，这处房产属于柏文蔚。陈独秀与柏文蔚乃早年在安庆相知的同志，安徽公学里的同事，共同创建岳王会的战友。陈东渡日本后，武备学堂毕业的柏先生到南京新军成为掌握一营兵力的管带（营长）；民国成立后，柏回省做过一把手，陈是他的高等顾问；“二次革命”失败后，两人各自东西。此时，柏文蔚已在广东成为孙中山的重要助手，而陈在上海居无定所，所以，住在柏先生的空房子里，他心安理得。

    这是我第一次在大上海走街串弄。上海人的某些性格，的确该归咎于一辈复一辈过于拥挤的生存空间：一条极破败的老弄堂，居然就是一个居委会；窄得不足十平方米的屋子里，老人正哄着孙儿在陶然地看电视。然而，窘迫的上海人，尤其是陋室里长大的年轻女人，出淤泥而不染——虽住处陈旧，但衣着与精神头儿都十分光鲜，一汇入大街，即宛如大家闺秀春游探芳一般。

    南昌路100弄内没有擎着花伞走出的光鲜小女子。冷雨把许多人堵在家中。无人可问，我只得自己凭感觉看门牌摸进去：1号？不对。2号？有点像。我收了伞，钻进了黑黝黝的窄小门洞内，喊了一声：有人在家吗？

    旁边传出来一个中年男子的声音：找哪位呀？——上海式的普通话。

    我赶紧自报家门：我，外地的一个记者，来找当年的《新青年》编辑部。

    眼前亮了，一个壮硕与朴实得不太像上海男人的中年人拉开了门，友好地微笑道：是的，就是这里，请进吧。

    我找到了！我竟然一个人找到了陈独秀故居！

    眼前这位房东大哥姓赵，五十三岁，这间十二平方米的小屋是他在上海美术公司工作的妻子多年前分得的福利房。

    一张旧沙发占了半壁江山，那边是一张窄窄的双人床，他的儿子正在卧床而眠，被我这不速之客扰起，只得披衣而出。床的上方，是一个用角钢搭起的吊铺。这难免使人想到了过去上海特有的亭子间。

    当然，这不是亭子间，亭子间在楼上。房东大哥说：陈独秀原来住在楼上，亭子间就是他的客房，楼下的这间屋子，是陈独秀当年的会客室和中共中央办公室。说着，他把手指向了墙上。

    墙上，嵌着一块白色大理石标志牌，牌上有一段涂着金粉的字：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中央工作部，领导当时党的日常工作。一九二一——二三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工作部在这里办公，毛泽东同志也曾一度在这里工作。

    居然没一个字提到陈独秀！

    当年的《新青年》和第一本中国共产党党刊《共产党》都是陈独秀在家编辑的。这么狭小的院落，如此局促的房间，哪里是编辑部？

    我想上楼看看。

    房东大哥点头：可以，楼上挤着三家人，不过，都不在家。

    楼梯昏暗如旧社会，我只好借我的佳能EOS-5相机的闪光灯频频照耀着攀登的方向。

    木梯咚咚，略带回音。想到当年陈独秀与一班革命党人匆匆上下时的情景，心里就隐隐发热。楼上只两个门，但全挂着铁锁，遮着窗帘的玻璃窗让我什么也没看见。一间大屋，应该是陈独秀当年与高君曼的卧室；另一间小屋，则是亭子间无疑。房东赵大哥说，有专家来看过，说，陈独秀当年把亭子间当成了客房，一些革命同志来沪，就曾在此暂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