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即将引爆一场更大的骚乱……

    李稷勋，四川秀山（今重庆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氏，在邮传部担任局级调研员（参议），因丁忧（官员父母亡故，需停薪留职回乡守丧）在家，正好赶上了川路大建设，便被就近推举为川路公司宜昌分公司的总理。

    宜昌在湖北境内，宜昌至万县是川汉铁路中唯一动工兴建的路段，李稷勋肩上的担子自然就很重，要协调湖北与四川之间、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官场与商场之间的种种关系，错综复杂。而且，他的手下有近4万名筑路大军，多是四川人，工作地点又多是艰苦的山川地带，一个不留神，就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压力很大。

    也正因如此，李稷勋成为川路公司内几乎唯一一个真正做实事的高层管理人员。

    他在1911年7月初赶到北京，正是川路决策的关键时刻，他的到来令中央政府很重视。

    李稷勋是6月27日离开宜昌的。在纷纷扰扰的川路接收方案中，已经动工的宜昌段关系到川路接收的成败，关系到大局的稳定。

    他本来一直在等川汉粤铁路督办大臣端方到湖北上任，但端方一直滞留北京，而中央政府与川路公司已经因接收的方式和补偿问题发生了冲突，这令在铁路建设第一线的李稷勋十分担心，便直接入京，一则与川籍京官们商议，二则要面见端方。哪承想李稷勋赶到北京时，端方却已经南下就任了。端方7月3日到达汉口，两人正好交错而过，没能碰上。

    李稷勋本是戊戌年的二甲第一名进士，俗称传胪，博学多才，师从王闿运，与杨度是同门师兄弟，精衡鉴，重实学，在京都口碑不错。他又是京官，在邮传部机关任职，关系多，人头熟，便开始频繁地为川路的安排斡旋起来。

    盛宣怀立即接见这位难得明白的干部，畅谈之后，盛宣怀在7月5日发给端方的电报中，表示“李瑶琴（李稷勋）到京面谈，甚愿将存款并办宜归（路段）而不能出现”。可见，李稷勋与甘大璋等川籍京官们的意见完全一致。但是，同一天保路同志会发表了宣言，已决心“破约保路”，而不再局限于“争款”。川路总公司给李稷勋发来了密电，告诉他：政府正在征求将路款全部附入国家铁路的意见，而同志会的“目的在废约拒债，不仅保路保款”。如今四川总督赵尔丰仍未到任，股东大会则还在筹备，因此川路公司拒绝政府查账；护理四川总督则站在保路派一边，多次帮助代奏，令中央十分生气，希望他及早回宜昌，一同准备对付办法。

    真正能做事也真正在做事的李稷勋成为各方争取的对象。端方在汉口到任后，立即了解到李稷勋才是宜昌路段的灵魂人物，要保障川路平稳过渡，处理好川路内部和外部的分歧，乃至协调川鄂之间的关系，避免宜昌的数万工人发生长沙那般的群体性事件，必须取得李稷勋的全力支持。

    端方提醒盛宣怀，李稷勋只是因为守制在家才被中央硬安排了川汉铁路的职务，一到守制期满，他肯定要拔腿返京，那时将无人可以接手。他请盛宣怀务必趁李稷勋在京期间商定办法，稳定李的情绪和信心。端方本人则十分希望能早日在汉口与李稷勋面谈。这些电报，日后都被同志会和后世主流史家解释为端方要求盛宣怀收买李稷勋，硬生生地将一池清水搅浑。

    在与盛宣怀及在京川籍干部多次长谈后，李稷勋顶住了来自成都的压力，以宜昌分公司董事局的名义，在7月8日致电川路公司股东会，明确提议附股于国家铁路。

    在电文中，他分析道：川路公司已经用款八九百万，在上海亏损了近三百万，如要政府承担这些并且归还现款是绝不现实的。在这“存款无多、倒款无着、股本原额亏短甚巨”的情况下，即使能退回现金，如何分配发还股东是一个大难题，“支配极难，讼事必多”。如果将这笔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