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罪名，不正是此前川路公司内部的亏损、贪污、浮滥吗？”

    他痛快淋漓地逐条反驳对他的诘问：

    “反对国有，赎回成命，吾乡人有此能力（续办铁路）否？”

    “争路商办，能保全吾乡人生命财产，不致如沪款倒亏之绝大损失否？”

    “上海亏倒巨款，显有总筹全局不能辞责之人，吾乡人能如数追出使之者否？”

    “原诘不翼而飞之四五百万，或指倒款而言，或指各局浮费、国家不认而言，抑或指经办侵蚀而言？”

    “出租股者原为享铁路利益，岂国家股票不能得利益，商办股票乃独能决其必得？”

    “国还民款，亏倒滥用，全归自认，百姓吃亏。民附国股，代追亏倒，清算移交有不完全，百姓吃亏少，国家吃亏多。川款吃亏固不待言。试问现款发还能赵璧赵还，不中饱于胥吏劣绅之手否？”

    “沪款既倒之后，诸君对于此事置之不议、议而不求归宿，若以为无足轻重者，此亦股东之生命财产也，是何等处分？”

    “加鄙人以‘送款’罪名，此款送于何处，较之送于沪上各号，孰得孰失？”

    甘大璋强调，自己从来都没有表示过代表全体股东，但攻击他的人却“动辄称全体”，难道真能代表全体吗？他尖锐地指出：那些攻击者，有的是平日得到了小好处的人，如今出头为管理者开脱；有的是之前图谋总经理之位而未得，如今又蠢蠢欲动的人；有的是盘踞着路局要差肥缺，而不肯放手者；有的是经办过那个“亏挪甚多，希图展延时日掩盖报销”者；有的是“假托舆论，挟此操纵全川而其计已左”者；有的是“藉办公益，欲据此款而意图瓜分”者……这正是中央政府文件中警告的“不可告人之处”所在。对于所谓除籍之说，他质问道：“公司是何法庭，可以交办根究？私人据何法理，而可以削人之籍？凡此之类，窃为诸谈法理者讳言之也。”

    这是一篇酣畅的反驳檄文，但是，舆论并不总是与真相站在一起，而是与嗓门洪亮者混在一处。甘大璋的辩白和反驳，在既得利益者已经遮蔽四川的舆论攻势下，显得苍白而无力。

    7月2日，甘大璋建议盛宣怀，既然川路公司动辄利用股东的名义，而川路股东多是小民，干脆绕过川路公司，直接通过各地的租股局，动员民众配合政府解决此事。对于四川的数千万小股民来说，两害相权，换发国家股票当然比将股款留给那些既得利益者管理为好。

    这是个釜底抽薪的办法，盛宣怀深为认可，痛下决心，请中央政府明令将川路公司股份附入国家铁路股份中。7月11日，中央政府电令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要求川路公司尽快表决是否附股。

    如果依法召开股东会，在不存在干扰与障碍的前提下，中央政府的方案完全可能被广大股民所接受，而这就意味着既得利益集团的彻底失败。尽管这个集团动辄以商律、股东权益等与中央政府对抗，但他们最害怕的是真正的股东大会，因此在预计的股东大会（8月4日）之前，他们抓紧行动造成既成事实，上逼中央政府，下迫股民。

    7月4日，川路公司总部明确宣布，经过对四国银行借款合同的研究，已决心“破约保路”，而不再局限于“争款”。次日，四川保路同志会发表宣言，号召不惜生命与鲜血，“破约保路”。

    至此，还未召开的股东会已经失去了选择的余地，而中央政府也被逼上了进退两难的处境。四川这盆大火锅中，有点营养的豆豉被彻底抛弃了，剩下的就是沸滚的红油，继而开锅、爆裂……

    宜昌导火线

    贪腐有道、办事无能的川汉铁路公司内部，居然还出了位能干而且操守良好的干部，这令中央政府大为欣喜。正是川路决策的关键时刻，他参与进来，站在了风口浪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