款不发还，而是兴办别的实业，“不惟委托难得其人，股东亦多不认可，万一意见歧出，办理乖方，则消耗益巨，收束更难”。如果国家能将所有用款、存款、亏空全盘接收，一律换成国家铁路股票，年息六厘，并将已经开工的宜万段完全使用川款，不动用外债，则川路股东的利益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而这对政府来说，要同意民股并入且不用外债，需要对外做工作，同时将数百万亏空浮滥一律认可并换发保利股票，财政部门也一定有意见，他希望大家为了川民和川路的利益，积极争取。

    客观地说，这是为四川上下考虑得最为理想的方案。与保路派们提出的全额还款、余款完全归现有团队管理的方案相比，更具备现实操作的可能；而与甘大璋等京官的方案相比，他进一步提出了宜万段应该动用川路余款修建，这就有效地化解了保路者们担忧四川将承担相应外债还款的顾虑。果能实施这个方案，则于铁路大利，于四川中利，于政府小利，和谐发展是肯定没问题的。

    李稷勋的方案也能帮助中央财政少借700万两外债，盛宣怀对此欣然同意，愿意认可川路公司的亏损及浮滥，并全额换发国家保利股票。盛宣怀在7月15日密电端方，认为朝廷的态度暂时不宜公布，以免横生枝节，当务之急是催促赵尔丰到任，换下离心离德的王人文。赵尔丰与四川官场关系疏淡，而且手段雷厉风行，这种时候能起到快刀斩乱麻的效果。

    同日（7月15日），李稷勋从北京致电川路总公司，再度强调“保款为上”，总公司应当约束同志会，不要横生枝节。

    但此时川路公司高层放的那把野火已经渐成燎原之势，难以控制。7月20日，总公司给李稷勋回电，表示“破约保路”已成风潮，借款合同不废，即使全额转成国家保利股票，运动也难以消停下来。当保路派将川路上升到保卫宪法的高度后，就很难下来了。他们在文件中提出：“中国人民皆知不立宪，国必亡而身家必不保。今之路债明明破坏宪政，厉行专横，谁不痛心。况资政院、谘议局应议之权，全被剥夺，乃院局存灭之关系。政府虽有推翻院局之心，院局岂甘自归消灭？”笔杆子邓孝可在报端宣称，要解决路政问题，“须先认清此事最重要之点。借款收路一事，在吾人认定为宪政前途上之破坏属第一义；合同失利，夺路国民，授诸外人为第二义；至邮传部蔑视人民，侵掠商民血资犹属第三义。盖剥夺川民者，损在川省一隅；丧失路权者，损在路政一事；至本根上破坏宪政，则举国永永陆沉矣”，“于此不争，而曰立宪立宪，则将来不过三五阔官，东描西抄……出数十条之钦定宪法，于事何济？故国人不欲吾国为立宪国则已，不认定立宪可以强吾国则已，不爱吾国而听其亡则已，非然者，唯与政府以痛击，使其惕然有所惧，翻然有所悔，使知吾民所畏者非死也，畏法律也；使知徒恃其专横野蛮，一步不能行，则宪政可以固而国基巩矣！”

    对于这些，实干的李稷勋不以为然，他建议在即将召开的股东大会上，邀请政府负责人详细解释，将“争路无益有害，当竭力保全股东财产原额之意”明白宣示，如果能保持沟通顺畅、及时、全面，则完全能够说服股东接受这一最为现实的方案。而拒绝引进外资则完全不现实，且租股已被废除，即使保住了铁路商办权，也难为无米之炊，无谓地与中央政府强争，就会造成局势糜烂不可收拾。

    但是，既得利益集团现在已经难以控制局面，保路运动就如同一辆失去了刹车闸的车辆，在下坡道上急奔。在20日致电李稷勋的同时，成都总公司也同时致电宜昌分公司，挑明了为对抗中央政府“逼收”川路，即日起不再从国营汉阳铁厂采购铁轨，要求宜昌公司派人蹲守，讨还预付给铁厂的订货款及利息。更为恶劣的是，总公司不顾仍在施工中的宜万段，要求宜昌分公司将所有现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