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是在抗战爆发后的第三个月赴华盛顿进行非正式外交工作，1938年9月被任命为驻美大使的，这也是他平生第一次当官。这位“书生大使”，除了早年在美国求学的经历外并无外交经验，而接任之时又是在国家、民族最危难的时刻，但正如他一首小诗所说的：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上下都充满了“孤立主义”情绪，加上中立法案的限制，美国政府在“二战”初期无所作为，而国民政府之前的驻美大使虽系经验丰富的老外交家，但向美国借款事宜经多次交涉仍无成果，当时外交之艰难，可想而知。

    诚然，胡适在外交上是缺乏经验与手段的，他主张的外交，如同他的做人一样，是一种“诚实与公开”的外交，他经常做的事情是坚持到美国各地去巡回演说，以赢得美国朝野及民众的普遍同情与支持。正因为胡大使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诚恳的态度及学问声望，最终打开了外交坚冰，为中国谈成了第一笔借款，即2500万美元的“桐油借款”，而这时正是武汉沦陷不久，这笔借款无疑大大鼓舞了中中国军队民的抗战士气。

    胡适曾在给太太江冬秀的信中说：“我是为国家的事来的，吃点苦不要紧。我屡次对你说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国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得做奴隶。”1942年5月17日，胡适在给王世杰的信中说：“今年体质稍弱，又旅行一万六千英里，演讲百余次，颇感疲倦。六月以后，稍可休息。我在此三年，不曾有一个周末，不曾有一个暑假。今夏恐非休息几天不可了。”

    1942年尚未过半，胡适便在美国各地“演讲百余次”，几乎两天不到便有一次演讲。胡适的这种拼命精神，这种为国家与民族命运而竭尽全力的态度，决不是一句虚言，这大概也是胡适赢得美国朝野及民众支持的主要原因吧。

    终于，“珍珠港事变”爆发了，中美正式成为盟友，但在“苦撑待变”四年后，胡适这位不善于耍手腕的“书生大使”却要丢官了。道理很简单，因为胡适不善耍手腕，而不善耍手腕就争夺不到“租借法案”中更多的美援物资，那他的母国就要吃大亏啊！

    说到这里，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透露了这样一个故事：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毕尔在他的名作《罗斯福总统与大战之序幕》一书中，将胡适说成日军偷袭珍珠港的“罪魁祸首”，其大意是美国是可以避免战争的，但罗斯福“不幸”中了胡适的圈套，才惹起日军前来偷袭的。胡适听说后，极为兴奋，他连忙让唐德刚把这本书找来，并在对他有“不虞之赞”的章节下画了一条又一条的红线，但唐德刚问他当年究竟用了什么圈套让罗斯福上当的，胡适想来想去却怎么也无法自圆其说。其实那只是毕尔教授的谬赞罢了，就我们这个温文尔雅的胡大使，哪里知道搞什么阴谋诡计！

    1942年8月15日（离日本宣布投降正好还有三年），胡适被免去驻美大使的职务。对此，胡适倒是颇为释然，因为做官本就非他所长，何况是讲究权谋机变的外交领域！李宗仁曾评价胡适说，“适之先生，爱惜羽毛”，这个说法是极恰当的。一个爱惜羽毛的人难免畏头畏尾，做事缩手缩脚，不可能去做革命家、政治家或者外交家，何况胡适先生又是一个最不愿意向任何人或任何方面作任何请求的人。

    历史学家罗尔纲早年曾在胡适家中“学徒”，专门负责抄写整理胡父胡铁花的遗著，但他除了吃饭住房外，不肯接受其他的任何报酬，因而胡适在其后来所写的《师门五年记》一书的序言中，称赞罗尔纲“一介不苟取、一介不苟与”的品质。事实上，胡适也是这样一个人。

    在任大使期间，胡适的所有来往账目一清二楚，真正做到了公私分明，这在当时是有口皆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