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适未满三十便暴得大名，对他不服的人也不少。当时已钻进故纸堆的章太炎就看不惯这突然间就声名鹊起的年轻人，他不时嘲讽胡适国学功底太浅，谈哲学连一点儿“根”都没有，写《尝试集》不过是为了迎合中学生的口味；同为哥大校友的金岳霖曾半赌气地说：“西洋哲学及名学又非胡先生之所长！”北大同事刘文典则调侃这位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适之先生样样都好，就是不太懂文学！”

    同为北大教授的钱穆也曾与胡适闹过“学术别扭”，因为他们俩都研究《老子》。胡适继承传统观点，认为老子略早于孔子；钱穆则认为老子后于孔子。由于胡适的论著先出版，钱穆随后著书批评他，不料胡适却对此不动声色，钱穆十分气恼。不久，两人在一个讨论会上相遇，钱穆抓住机会对胡适说：“胡先生，《老子》成书的年代晚，证据确凿，你就不要再坚持你的错误了！”胡适则反驳道：“钱先生，你举出的证据还不能说服我；如果你能够说服我，我连自己的亲老子也可以不要！”

    争论归争论，胡适的家中每到周末总是高朋满座，他的朋友，或自称是他朋友的人，实在太多了，以致有一次幽默杂志宣布：这本杂志的作者也不许开口“我的朋友胡适之”，闭口“我的朋友胡适之”。胡适是个地道的平民主义者，尽管他已经是名满天下，但每个和他接触的人都不会感到不自在。在他的家中，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各界人士，上至官员教授，下至贩夫走卒，他都一律欢迎。

    用唐德刚的话来说，胡适这个人，天生是个教书匠；既为教书匠，难免好为人师，不过这实在算不得什么毛病。大家认为他和蔼可亲，招人喜欢，甚至他的敌手也这么认为。胡适为人宽厚、热情、真诚，正如唐德刚说的，一个十分真诚的人，往往流于迂、傻、蠢或笨，但胡适却是那种有高度智慧的真诚；最难能可贵的是，他身上毫无道学气味。

    曾有位名叫袁瓞的小贩，他做饼卖饼之余，还爱读一点书，喜欢与人讨论英美的政治制度到底哪个更好一点，后来他写了一封长信向大学者胡适请教。胡适接信后十分高兴，便亲笔回信说：“你提出的问题太大，我很惭愧，我不能给你一个可以使我自己认为满意的解答，我只能说，你说的英国制度和美国制度其实没有什么大分别。……我还可以说，我们这个国家里，有一个卖饼的，每天背着铅皮桶在街上叫卖芝麻饼，风雨无阻，烈日更不放在心上，但他还肯忙里偷闲，关心国家大计，关心英美的政治制度，盼望国家能走上长治久安之路……单只这件奇事，已够使我乐观，使我高兴了。……如有我可以帮你小忙的事，如赠送你找不着的书之类，我一定很愿意做……”从此，小贩袁瓞也成了“胡适的朋友”。

    胡适有一次生病住进医院，他的朋友拿了一个芝麻饼送到胡适病房来说：“我给你吃一样东西，这样东西，我相信你没有吃过。”胡适见是芝麻饼，便笑道：“我早就吃过了。这是我的一个朋友做的。”胡适以为，天下所有的芝麻饼，都是“我的朋友”袁瓞一个人做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个流传颇广的笑话：“珍珠港事变”前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史密斯当选为众议员，曾与他有过一饭之缘的胡适便请他来大使馆中同进晚餐。不料这位老兄新官上任，事务繁忙，等快到了餐会时间才手忙脚乱地坐上一辆计程车赶到中国大使馆，不过他却突然想不起中国大使叫什么名字了，好在外交宴会不需要称呼名字，只须“阁下”、“先生”便可以敷衍过去。宴毕，胡适将他送出门外，并客套了几句欢迎他到中国去观光的话。史密斯议员十分肯定地说：“中国我是要去的，而且我第一个要拜访的便是我的朋友胡适博士……喔，大使先生，胡适博士现在什么地方？”胡适大笑道：“他就站在你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