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则认为惠昕本是对敦煌本的发展，惠昕使用的底本，可能就是这敦煌本[59]。我们认为，敦煌本与惠昕本既可能有同一底本，又形成了不同的系统，同时，惠昕本在改编过程中，当也参考过敦煌本，从而形成了一种复杂的交叉关系。让我们从两本所记的不同传授次第来看这个问题。

    敦煌本《坛经》第五十五节记载了《坛经》初期的传授次第：此《坛经》，法海上座集。上座无常，付同学道。道●无常，付门人悟真。悟真在岭南漕溪山法兴寺，见今传授此法。而惠昕本《坛经》所记则与此有异：洎乎法海上座无常，以此《坛经》付嘱志道，志道付彼岸，彼岸付悟真，悟真付圆会。[60]其中志道也是法海的同学。这两处的记载虽然有所不同，但从法海传至悟真，则是共同的。这就表明，惠昕本与敦煌本这两种本子有可能是从同一个底本发展而来。从悟真在岭南漕溪山法兴寺，见今传授此法的记载来看[61]，这一底本当形成在惠能再传弟子悟真活着的时候，时间是比较早的。我们可以假设它就是惠能死后三、五十年内所流传的《坛经》原本。那么，对两种传授记载的差异如何解释呢？

    胡适在《坛经考之二》一文中认为：这也许是因为惠昕本的《坛经》传授世系也是惠昕妄改的。这种说法似有武断之嫌。印顺在《中国禅宗史》第六章中则认为，这可能说明南方宗旨对《坛经》的修改就是法海与悟真之间的志道所为。这种看法虽有一定道理，但实际上仍未解释两种记载何以会有差异，因为印顺是断定现存敦煌本承南方宗旨改编本而来的，那为什么敦煌本中没有志道，而惠昕本中却有了呢？杨曾文在表列各种《坛经》本子的时候，曾将惠昕本与敦煌本所依的本子并列于《坛经》祖本之后，即把敦煌本与惠昕本视为《坛经》祖本之后完全并列的两个系统，如下图所示[63]：

    ┌───惠昕本

    ┌────┐│

    ┌──┤惠昕原本├──┤

    │└────┘│

    ┌──────┐│(不存)└───契嵩本

    │《坛经》祖本├──┤

    └──────┘│┌───敦煌本

    (不存)│┌────┐│

    └──┤敦煌原本├──┼───敦博本

    └────┘│

    (不存)└───西夏文本

    这种看法似也有问题。因为神会一系修订后竟成《坛经》传宗的敦煌本子中有关以《坛经》传宗的记载，几乎都为惠昕本所沿袭，而这种记载却均不见于后来的契嵩本与宗宝本，因此，即使惠昕本主要地不是依据敦煌本，也应该是参考了敦煌本的，这两种本子至少应该是交叉关系，而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我们认为，惠昕本所记《坛经》传承之所以与敦煌本有异，很可能是因为惠昕参照另一个文繁的古本进行了修订，而那个古本与敦煌本则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但也不能排斥敦煌本对这一古本的影响。

    据惠昕的《六祖坛经序》中说：古本文繁，披览之徒，初忻后厌。[64]表示了对古本文繁的不满。然现存的惠昕本也有一万四千字左右，比敦煌本多出了近两千字，它据以修改的文繁古本，想来字数当更多，这应该不会是敦煌本。[65]惠能以后，南宗逐渐盛行起来，其门徒中流传着惠能以及惠能与弟子的许多传说，并有人出来汇编成书，这都是可以理解的。像《曹溪大师别传》、《历代法宝记》等，均属于这一类作品。文繁的古本当也就是汇集了各种传说的一个本子。据此改编而成的惠昕本和契嵩本等与敦煌本的不同，主要是关于惠能的生平事迹和弟子的机缘，由此可以推知，这一文繁的古本关于惠能大梵寺说法的基本内容，变化并不大，甚至也可以推测，此古本在形成过程中也可能参考了敦煌本，它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