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文本研究，仍然是会议讨论的三大内容之一。日本学者伊吹敦在1995年发表的长篇论文《敦煌本〈坛经〉的形成》，通过对各种资料的比较研究，提出了所谓的原《坛经》及其在流传过程中经历了四次增广的观点，引起了新的争论。而国内八十年代重新发现的敦博本《坛经》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以《敦煌新本六祖坛经》为题出版了杨曾文的整理本，1997年12月，文物出版社又出版了周绍良先生编的《敦煌写本坛经原本》，都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此外，《坛经》的校勘、导读乃至白话翻译等近年来也一直有新本不断问世。不过，从总体上看，目前各种对《坛经》的校勘和整理，都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不完善，因而对《坛经》的整理工作还远未完成，对《坛经》的研究，更是任重而道远。

    从历史上看，日本学者最早对珍贵的敦煌文献进行了艰苦的搜集、整理和校勘工作，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本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学者胡适通过对敦煌文献的搜集和研究则启发了人们对禅宗研究中一些传统的、似成定论的东西重新加以审视。胡适的许多观点人们不一定赞同，但他的研究不但在中国学人中引发了讨论，而且在海外，特别是在日本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52]，推动了有关《坛经》和禅宗研究的深入。围绕《坛经》中外学者曾有过许多比较激烈的争论，下面我们就其中几个主要的问题略作述评。

    第一，《坛经》的作者究竟是谁？

    在历史上，《坛经》称《六祖坛经》，其作者为六祖惠能，这一向不是一个问题。但敦煌本《坛经》等禅宗史料被发现后，胡适对此提出了质疑，从而引发了争论，并出现了许多不同的观点。1978年出版的日本驹泽大学禅宗史研究会编的《慧能研究》一书中关于敦煌本《坛经》的作者问题就介绍了五种不同的看法：(1)胡适、久野芳隆认为《坛经》的主要部分是神会所作；(2)矢吹庆辉、关口真大认为是神会或神会一派所作；(3)铃木大拙认为《坛经》原是惠能的说法集，后人又附加了部分内容，宇井伯寿认为是神会一派作了这种附加；(4)柳田圣山认为《坛经》古本原是牛头禅系的法海所编，后人又有修改；(5)中川孝认为《坛经》敦煌本是神会在法海所抄录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新的内容而编成的，后来曹溪山的南宗弟子又对此作了些改动。[53]其中胡适的观点引起了最多的争论。

    胡适的主要论据是：其一，即前面提到的竟成《坛经》传宗的说法。其二，敦煌本《坛经》第49节中有惠能言吾灭后二十余年，邪法撩乱，惑我宗旨，有人出来，不惜身命，定佛教是非，竖立宗旨的记载，胡适认为这暗示了神会在滑台大云寺及洛阳荷泽寺定南宗宗旨的事，是《坛经》是神会或神会一派所作的铁证。其三，《坛经》古本中无有怀让、行思事，而单独提出神会得道，余者不得，这也是很明显的证据。其四，胡适认为：《坛经》中有许多部分和新发现的《神会语录》完全相同，这是最重要的证据。对于胡适的这一观点，学术界与佛教界均有人出来著文加以驳正，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钱穆先生的《神会与坛经》和印顺法师的《神会与坛经──评胡适禅宗史的一个重要问题》等，他们都对胡适提出的论据逐一作了否定，论证颇详，大致代表了人们现在的一般看法，可以参看，本文不再赘言。我们对此的基本看法是，神会或神会门下曾对《坛经》作出过改动，并利用《坛经》来抬高本宗的地位，但从现存敦煌本《坛经》来看，说它是神会或神会一系所作的理由是不充分的。

    第二，联系敦煌本与惠昕本所记传授次第的不同，如何看待敦煌本与惠昕本的关系，以及与之相关的所谓文繁的古本问题？

    关于敦煌本与惠昕本的关系，中外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有的把它们视为并列的两个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