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内容十分丰富而又庞杂的本子。后来惠昕本中的风幡之动等记载，当皆取之于此。郎简为契嵩本写的序中也说到了为俗所增损的《坛经》本子文字鄙俚繁杂，这证明了文繁之古本的存在。如果说，这个文繁的本子为惠能的另一个弟子志道门下所编，那么，以志道、彼岸等人取代道，就是可以理解的了。从据以改编的惠昕本、契嵩本分别增加了志道传承与志道机缘、惠昕本中还增加了与志道主张相近的见闻觉知即是佛性的思想等情况来看，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当然，要确认这种可能性，还有待于将来新资料的发现来进一步验证。但从惠昕本与敦煌本内容上的差异来看，惠昕改编本在参考敦煌本的同时，还依据了另外一个文繁的古本，这一点在现在似乎是可以肯定的。文繁古本的存在，反映了惠能以后，弟子们不断结集师说，充实《坛经》的事实，而充实的内容，虽有不少传说的东西，却并不能完全归入伪造之列。

    第三，在敦煌本之前是否有一《坛经》原本或祖本存在？

    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中外学者的分歧也很大。有的学者否定敦煌本之前还有更古的本子存在，认为敦煌本就是最古的本子。例如日本学者宇井伯寿在《禅宗史研究坛经考》中曾认为，敦煌本《坛经》，为最古本的《坛经》，它是其后各本《坛经》的基矗[66]周绍良先生最近也非常明确地提出，敦煌本《坛经》就是惠能原本，是唯一的原本，是最早原本[67]。

    与上述看法不同的是，许多学者认为敦煌本《坛经》是现存最早的本子，但已不是历史上存在过的最古的本子，它在流传过程中已经人修改过了。但对于修改的次数和内容等，则又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例如柳田圣山在１９６７年出版的《初期禅宗史书的研究》一书中就提出，敦煌本《坛经》的形成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此之前当存在过一个古本《坛经》，然后才发展到敦煌本《坛经》。[68]印顺法师也曾明确提出，《坛经》的原型可称为曹溪原本。从《坛经》原本到敦煌本，至少已有过二次重大的修补[69]，以现存的《坛经》本来说，敦煌本最古。但敦煌本已不是《坛经》原型，而有过补充、修改[70]。上文提到的日本学者伊吹敦在《敦煌本〈坛经〉的形成》一文中更是提出了从原《坛经》至敦煌本《坛经》已经过了四次增广的观点，并从内容到文字和用语等不同的方面对此作了检讨和说明。杨曾文在谈到《坛经》诸本的演变时也提出了《坛经》祖本，并在《坛经》祖本以后又分列出敦煌原本和惠昕原本两个系统，以作为现存各本《坛经》的底本(见前图所示)。

    我们赞同上述第二种看法，即认为敦煌本是现存最古的本子，但不一定是历史上存在过的最早的本子。综合各种资料看，在敦煌本之前似还应该有更古的《坛经》本子。例如前面所曾提到的，从敦煌本和惠昕本的异同来看，这两种本子就可能是从惠能以后三、五十年内所流传的同一个《坛经》原本发展而来。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学者对西夏文《坛经》的研究。例如史金波先生通过对分藏于不同地方的西夏文《坛经》残页的译释，并对照汉文《坛经》进行比较研究，提出了西夏文本《坛经》内容，接近法海所集唐中期古本(即指现存的敦煌本──引者按)，而与惠昕本、契嵩本、宗宝本相去较远。西夏文本和法海本相近而不雷同，疑西夏译本所据汉文底本为现已失传的另一版本。[71]这是否也为敦煌本之前或之外另有一古本的存在提供了一个间接的证据呢？

    第四，关于契嵩本和契嵩本的来源问题。

    关于契嵩本与现存德异本及宗宝本等的关系，我们在前面谈契嵩本时已作了论述，这里再对学界关于契嵩本来源问题的不同观点作些介绍，并表明我们的看法。

    宋代郎简所作的《六祖坛经序》在提到契嵩本《坛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