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系统没有任何关系，也对敦煌本《坛经》是神会弟子之间传授秘本的说法提出了质疑，认为敦煌本原本的成立与神会或他的弟子并没有关系，是神会的弟子为确立神会的权威而对所得到的《坛经》原本作了加写改编，从而形成了今日所谓的敦煌本。

    现存的另一个《坛经》本子是惠昕改编于晚唐或宋初的本子，故一般称惠昕本，共二卷十一门。胡适称其为是人间第二最古的《坛经》[33]。由于它最早是在日本京都崛川兴圣寺发现的，因此又称兴圣寺本。日本大乘寺本、真福寺本和金山天宁寺本等都是它的异抄本。兴圣寺的惠昕本题为《六祖坛经》，前有依真小师邑州罗秀山惠进禅院沙门惠昕述的署名之序，序后又有绍兴二十三年(1153)六月二十日右奉议郎权通判蕲州军州事晁子健谨记的再刊记。胡适在考证后认为，可断定惠昕改定二卷十一门是乾德丁卯的事(967)。此本的祖本是十世纪的写本，距离那敦煌写本应该不很远了。由于从再刊记中可知，晁子健1153年的蕲州刻本所依据的写本为北宋天圣九年(1031)晁迥题字的本子，因而胡适又根据成书于绍兴二十一年(1151)前的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和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中关于惠昕本《坛经》三卷的记载，推论出在蕲州刻的惠昕二卷十一门本之前，可能早已有一部三卷十六门的惠昕本在社会上流通了。他说：在1031年到1151年，在这一百二十年之间，惠昕的二卷十一门《坛经》，已被人改换过了，已改成三卷十六门了。那部三卷十六门的惠昕本，我们没见过，不能下确定的推论。但我们可以推测那个本子也许是北宋至和三年(1056)契嵩和尚的改本。他改定之后，仍用惠昕之名。胡适此说，可供参考。

    但杨曾文近年根据真福寺本《坛经》及其后面周希古写于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的后叙而提出，据此可以证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衢州本及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转录的说惠昕本《坛经》有三卷十三(六？)门是错的。因周希古为刊行《坛经》写后序的时间早于《郡斋读书志》(1151年自序)问世的时间。此本《坛经》的原本，比晁子健所据以刻印的写本(天圣九年，公元1031)还早，上距惠昕改定《坛经》才四十五年，可以说更接近惠昕的原本。其实杨曾文这里并没有能证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及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关于惠昕本《坛经》有三卷的说法是错的，也没有能排除胡适的上述假说，因为周希古写的后叙表明此本《坛经》比较早出而更接近惠昕改定的二卷本原本，不等于其后就不会有三卷本《坛经》的出现。当然，胡适的推论假设也有待于史料的进一步验证。

    现存的第三个《坛经》本子就是契嵩改编的本子。从宋吏部侍郎郎简为之所作的序中可以推知此本约成书于宋仁宗至和三年(1056)。但序中称契嵩得曹溪古本，校之，勒成三卷。而现存的契嵩本只有一卷十品，全称为《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曹溪原本》，且是明代的本子。因此，中外学者也有不称其为契嵩本，而称其为明藏本或曹溪原本的。但由于明藏本并非只有一种，明版大藏经本也有南藏本与北藏本的不同，因而以明藏本来指称《坛经》本子，实际上容易造成混乱，例如胡适认为明藏本即是契嵩改本，而印顺法师《中国禅宗史》中所说的明藏本却是指宗宝本；同样，印顺法师和日本学者宇井伯寿等沿用曹溪原本之称，这似也不是最佳，因为现在学术界正在讨论《坛经》最早的原本或祖本等问题，而现存的契嵩改编本已基本可以肯定并不是《坛经》的原本。因此，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也为了叙述上的方便，我们将因郭朋先生等的说法，仍称此本为契嵩本，尽管其可能已不是契嵩改编本的原貌。

    契嵩勒成三卷的《坛经》本子现虽已不存，但除了上述的曹溪原本之外，现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