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经》与《忏悔录》人学思想比较研究
的婴孩亦然如此,他如此写道:婴儿的纯洁不过是肢体的稚弱,而不是本心的无辜。奥古斯丁认为人人都有犯罪的倾向,当他到达一定的年龄,这种犯罪的倾向就会使他犯必然要犯的罪。《忏悔录》中记载了奥古斯丁少年时代的一件事。有一次他和一伙年岁相仿的同伴偷摘了邻居树上的梨,当时他并不感到饥饿,而且在他家中还有更好的梨。他终生一直认为那是一种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邪恶。例如因为饿,或由于没有其他办法得到梨吃,那么这种行为还不至于邪恶。但事情却在于这种恶作剧纯然出自对邪恶本身的爱好,而正是这一点才显得这事邪恶得不可名状。于是他请求上帝宽恕他:噢,上帝,请你鉴察我的心!它在没有邪恶引诱的时候,去追寻邪恶本身。当奥古斯丁进入青春期后,他被情欲制服了,他与一位妇人同居,并有了一个男孩。到了他该结婚的时候,他订婚了,但由于未婚妻年幼,还不能马上成婚,其间他又结识了一个情人,但这次却较隐秘。他的良心使他越发不安了,他祷告说:上帝啊,赐给我贞操和克制吧,只是不要在当前。在他婚期尚未到来以前,宗教终于获得了全胜,此后他终生一直过着独身生活。奥古斯丁用我是在犯罪忏悔了童年时的偷吃、嬉戏、撒谎、打架及少年、青年时期的看戏、追逐风尚、浪得虚名与荣誉,并把这一切都视为罪恶。奥古斯丁这种普遍罪恶感的看法与中世纪残酷的异端裁判所和火刑柱的产生不无关联。
3.以教会为中介得救与神赐得救并重。
由亚当产生的整个人类,毫无例外,每个人都将堕落的本性随身带进了尘世,这种本性靠自己的力量或意志是不可能变好的,这种继承罪是对原罪的惩罚。据此可知:人毫无例外都需要赎罪,都需要依靠教会祈求神的恩赐而获救。基督教人学思想的两个相关部分由此而来,一部分是人与教会的关系,另一部分是个人的灵魂与上帝的相通关系。及至后世,天主教徒特别强调前者,而新教徒则强调后者,路德的因信称义就是否定教会在人与神之间的中介作用,而强调人与神的心灵相通。但在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中二者都是均等存在的,并无丝毫的不调和。得救者是上帝预先决定拯救的人,但一个人若不接受洗礼成为教会的一员则绝对不能得救,这就使得教会成为得救者与上帝之间的媒介。一些宗教的仪规如领圣餐、洗礼等也要依靠教会而进行。由于教会有拯救众生的特殊力量,奥古斯丁把教会称为我们的精神母亲。
奥古斯丁认为上帝把信仰的意志引入即将被救赎者的心中,激发他们行善的愿望,保护他们不至于误人歧途。奥古斯丁以自身得救的经历来说明神启的确实存在,如基督教史上著名的花园里的奇迹即是一例。《忏悔录》中类似的神启例子还有多个,这不过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
4.禁欲苦行,彼岸重子此岸,追求天国幸福。
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中出现的禁欲苦行既有希伯来人强烈的道德倾向,也有奥菲斯教宣扬通过宗教仪式和灵魂苦修获得净化的赎罪思想。从一般意义上说,禁欲苦行指的就是节制食欲、克制情欲进行无休无止的心灵忏悔,这是一种宗教修炼的方法。由于古希腊、罗马文化以形式逻辑为主要工具的思维模式导致了推崇纯洁灵魂,贬低罪恶肉体的倾向从毕达哥拉斯学派就开始存在,这种通过某种宗教修炼而获救的思想便一路沿袭下来,无论从柏拉图、斐洛学派、斯多葛学派还是普罗提诺的哲学论著中皆可看出这条线清晰的发展脉络。为了求得精神上的净化人们必须克制一切欲望,放弃物质的世俗的东西,才能依靠上帝的拯救,获得幸福。这种幸福不是现世的而是在来世,它是永恒的,真正的幸福,正如罗素所表述的那样地上善人的一生只是奔向天国的旅程;除了最后进入永福的坚贞的德行以外,尘世间就不可能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了。起先实施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