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者不仅融为一体，乃至可以相互转化；众生既尽般若之智和自心佛性，智慧即佛性，佛性即智慧。之所以相即，乃是基于空、有的辩证统一。

    惠能在论及摩诃般若波罗蜜的含义时说：

    何名摩诃?摩诃者是大。心量广大，犹如虚空。若定心禅，即落无记。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性含万法是大，万法尽是自性。见一切人及非人，恶之与善，恶法善法，尽皆不舍，不可染著，犹如虚空，名之为大。此是摩诃行。般若与佛性在众生心地上的相即统一，保证了顿悟的实现。但其实现的前提，则需要作摩诃行。从惠能对摩诃行的解释看，在实践领域，他似乎更重视般若智慧的运用。所以《坛经》又说：自性心地，以般若观照，内外明彻，识自本心。若识本心，即是解脱。既得解脱，即是般若三昧；悟般若三昧，即是无念。在自性心地上以般若智慧观照，识心见性；识心见性，进入般若三昧境界，即是解脱。这种见解，具有启发主体自觉、强调般若地位的意义。

    《坛经》所谓识自本心、自见本性，从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表明惠能将涅架佛性论与般若空观已作了有效的结合。作为解脱的具体修行，要从识自本心的简易功夫人手；作为解脱的理论前提，要求理解真如本性的意义。但作为惠能禅学的完整体系的核心，这两者又相互联系、渗透，并融为一体，无前后次第可言。顿悟主要突出在两者的统一性上。惠能始终教人自悟、自修、自度，也是立足于般若与自性的统一。如《坛经》说：心中众生，各于自身自性自度。何名自性自度?白色身中，邪见烦恼、愚痴迷妄，自有本觉性。只本觉性，将正见度。既悟正见般若之智，除却愚痴迷妄；众生各各自度。所以，顿悟必然是自修、自悟，它们与自信、自力紧密联系在一起。

    二、《坛经》的禅学意义

    外来的佛教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传播和发展，就必须使自己的教义和实践适应中国文化的传统，踏上中国化的道路。佛教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过程。魏晋时期，佛教学者多以老庄和玄学阐发般若思想；南北朝时，佛教加强与传统文化的融合，出现了众多学派，学派的形成为隋唐宗派的创立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矗禅宗是隋唐众多佛教宗派之一，与其他各宗相比，带有更多的民族特色。中国佛教，是指中国化的佛教，它既有外来文化因素，又有中国文化特色。《坛经》的出现，标志着佛教的中国化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坛经》对印度佛教经典的权威地位提出了有力的挑战

    佛经，是佛教的最高权威，一向被认为是释迦牟尼金口所说。历史上，只有印度或西域传人的经典才是真经，才被得到承认。南北朝以后，虽然出现过许多中国人自己创作的经典，但这些经典的作者都不敢公开承认，只能伪托，佛说，被称之为伪经。中国佛教典籍被称为经的，并为后世佛教徒普遍承认的，只有惠能《坛经》。但也正是这部《坛经》，被除了长期以来对印度佛教的迷信，否定了印度佛教经典的绝对权威。这对树立中国佛教的自信，发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都有重大意义。《坛经》附属部分反复提出要以《坛经》传宗，包含着进一步破除迷信的深层次意义，确立《坛经》在禅宗的特殊地位。

    《坛经》指出：一切经书及诸文字，大小二乘十二部经，皆因人置。故知万法，本从人兴。一切经书，因人说有。惠能在经书与人之间作出了自己的抉择，把人看成是比佛经更为重要的因素。进一步，惠能认为，对任何佛经，都应从人的主动、能动角度去认识，而不是盲目崇拜。人有自觉性，有菩提智慧，所以能把握佛经，不为佛经支配。《坛经》载惠能说：心行转《法华》，不行《法华》转；心正转《法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