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都称之为法宝。由此可见，由法海集记的，六祖慧能最原始的说法记录，以及最早期的抄本，在开始流传的初期，很有可能也习惯性叫作《六祖法宝记》那时，禅宗行人还不敢将祖语与佛言相提并论，所以开始之时，未称作经。

    这说明，叫法宝记的本子，应该早于叫坛经本子。

    从各种记载可以得知，这个最原始的、未经过精心整理的版本，在慧能晚年已经在弟子中传播开了，并流传了下来。后来，随着顿教的风行，慧能的六祖之位在全国得到了公认，所以弟子们在进一步整理六祖慧能语录的时候也就将之由法宝升格成了经。．

    《全唐文》卷九一五有一篇署名为唐释法海撰的《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略序》。有人认为，此文不像法海所作，可能是慧能的门人所集，借用法海的名字。我们姑且不论究竟是不是法海所作，起码这是可以相信的唐代史料。这里出现了法宝坛经标题，据此，我们可以看到从法宝记向坛经演变的轨迹。

    在日本僧人圆仁来唐取经(公元844-848年)所作的《人唐新求圣教目录》中，有曹溪山第六祖惠能大师说见性顿教直了无疑决定成佛法宝记坛经一卷(沙门人法译)(大正藏55卷)。此，可以进一步验证这种变化的存在。

    这种演变也可以反过来证明《六祖法宝记》的存在。

    从法宝记，到法宝坛经以法宝为《坛经》的题目，是契嵩根据曹溪古本《六祖法宝记》所改。后来，自称重刊古本的德异本，也把经题定为《六祖禅师法宝坛经》。再后来，到元代宗宝本，是根据三个不同的版本改编的，也名为《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从契嵩的曹溪原本，到宗宝的集成本，题目都有法宝二字，由此可知，它们源自同一个体系，都是依古本的《六祖法宝记》改编而来。

    因为改编自不同的体系，所以，它们与敦煌本、惠昕本差距很大。

    我们可以顺便推测出来，大约成书于慧能去世七十年左右的《曹溪大师别传》，并非像胡适先生认定的那样，是一个无知的陋僧凭空虚造的，不是连他自己也承认：其中所记慧能的一生，大体用王维的《能禅师碑》。《别传》的一部分资料，也与契嵩本一样，来源于《六祖法宝记》，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情况：《坛经》的一些内容，《别传》有，契嵩本有，而隶属不同体系的敦煌本没有(或者是敦煌本在流传、抄录的过程中舍弃了)。

    《六祖法宝记》若为慧能语录最原始的集记，它与敦煌本、惠昕本《坛经》又有什么联系呢?

    我们分析这两个版本的传授世系，就别有意味了。敦煌本说：

    此《坛经》，法海上座集。上座无常，付同学道

    漈

    惠昕本也说：

    法海上座无常，以此《坛经》付嘱志道

    我们知道，《坛经》并非像敦煌本刻意渲染的那样，系秘密传授。它的主体部分，是慧能在韶州城内大梵寺为一千多位僧俗公开说法的记录，可谓见者皆得闻，路人亦知之。在宗宝本《坛经》中有这样的记载：慧能在圆寂之前对法海等弟子说：吾于大梵寺说法，以至于今抄录流行，目曰法宝坛经。汝等守护，递相传授，度诸群生。这说明，《坛经》早在慧能生前已经在弟子之间公开抄录、流行了。

    不管是道潆、还是志道，与法海都是同学关系，他们也是六祖的弟子，早就拥有了《法宝记》的抄本，那么，为什么还要法海临死传授呢?是什么样的版本，值得法海再次传授给他们呢?

    笔者推测，法海传授给他们的，应该是慧能过世之后，他根据自己原始记录的《六祖法宝记》，经过精心梳理、调整、裁汰，形成的一个新的《坛经》抄本。

    法海在慧能所有弟子中，跟随师父时间最长，又是上座弟子在那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