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溪古本又是怎样的一个版本呢?

    胡适先生在《坛经考》之一中推论：《曹溪大师别传》是浙江东部或中部一位陋僧妄作的一部伪书，而契嵩居在杭州，也在浙江中部，他所得的曹溪古本大概即是这部《曹溪大师别传》。他经过一番考证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

    总之，《别传》的作者是一个无学问的陋僧，

    他闭门虚造了曹溪大师的故事，不幸契嵩上了他

    的当，把此传认作曹溪古本，采取了不少材料到

    《坛经》里去，遂使此书欺骗世人至九百年之久!

    胡适先生的这一结论存在着明显的漏洞。首先，就算《S，j传》像他推论的那样，是一位浙江中、东部的僧人所撰，也不能因近百年之后契嵩居住在浙江中部，就可以推定他所得到的曹溪古本就是这本书。这种相近地理推定，几近荒谬。契嵩是宋代最为著名的文僧，极富学问，对禅宗史了如指掌，他怎么会上无学问的陋僧的当呢!

    其次，我们现在用《别传》与敦煌本组合起来，却无论如何也拼凑不成契嵩本《坛经》。尤其是占全文篇幅将近三分之一的、慧能与弟子之间的八则问答，敦煌本没有(或者在抄写过程中省略了)，《别传》之中压根没有提及!难道契嵩也是无中生有、凭空编造的么?这充分说明，契嵩所依照的古本，根本不是什么《别传》，而是另有其它底本。

    第三，我们不能因为契嵩本《坛经》有些内容，敦煌本没有，而《别传》中有，就认定其一定源自《别传》。例如，慧能与印宗在广州法性寺相会一事，《别传》中有，敦煌本中没有，但是，比《别传》更早的柳宗元碑铭、以及法性寺住持法才的《瘗发塔记》都记述了此事。再如唐中宗派特使迎请慧能一事，柳宗元在碑文中也有涉及。更主要的是，郎简在给契嵩本作《六祖大师法宝记叙》说：

    达磨赉衣钵，航海而来，能于达磨，在中

    国为六世。故天下谓之《六祖法宝记》，盖六祖之所

    说其法也。其法乃生灵之大本。

    这里准确无误地表明，契嵩所依据的曹溪古本叫做《六祖法宝记》。不是么，就连朗简所作的序文标题，也叫：六祖法宝记叙!

    无独有偶，《新唐书艺文志》(卷五九)中著录有僧法海《六祖法宝记》一卷。这里的《六祖法宝记》，肯定不是六祖慧能还另有一部语录体著作，它就是《坛经》的一个版本。这一记载说明，在唐代，的确还公开流传着《坛经》的一种抄本《六祖法宝记》。

    欧阳修在撰《新唐书艺文志》时，为何只收集了《六祖法宝记》，而没有收集称作《坛经》的本子呢?这说明二者是重复的，而《法宝记》版本更古老、内容更为全面，足能涵盖当时流行的为俗所增损的《坛经》。

    欧阳修(公元1007-1072)与契嵩(公元1011-1072)是同时代的两位大才子，又是道友，他们分别编纂《新唐书》、《六祖法宝坛经》的时间也差不多。一官一民、一俗一僧不约而同地发现并采用了《六祖法宝记》，说明其的确明显优于当时流行的《坛经》。

    那么，这种抄本为什么不称《坛经》而叫作《法宝记》?它与被称作《坛经》的本子是什么关系?

    说到法宝记，在禅书中是有悠久渊源的。上元年间(713-714年)，神秀门下杜肭，作《传法宝记》；大历中(775年左右)，保唐门下作《历代法宝记》，这都是代代相承的传灯史。在《历代法宝记》中，记录了由释迦牟尼至菩提达摩多罗等西土诸祖、东土六祖的事迹，及智铣、处寂、无相、无住，这些保唐宗(禅宗之一派)历代祖师付法传衣的大略经过。其中无住禅师为弟子的开示最多。

    这些禅宗祖师的事略及法语，有法宝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