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党和人民，没有同呼吸共命运的战友，就没有我的一切，对此我刻骨铭心。

    1933年我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九死一生，是党营救我出狱。

    1934年12月冯家渠战斗中，我掉入天窖，是战友们救起。

    1935年2月贺家湾战斗中，我右腿腿骨子弹穿透，警卫员路巨才不顾生死，背起我跳下5米深的峭壁，通过2000米川道，使我获救。

    1935年10月，因错误的“肃反”和瞎指挥，我率领的八十一师二四一团于羊泉原陷入绝境，我头部负伤而昏迷。警卫员白金富冒着敌军密集的炮火，抢救出我。

    1936年3月红军东征期间，我为了救朱瑞（后曾任炮兵司令），被敌机轰炸掀起的碎石土块埋在一米多深的坑中，是警卫连战士分秒必争地救起了我。

    1936年8月，在甘肃李家塬战斗中，为掩护师长文年生等撤到安全地带，我率百余人冲出敌3000余人的包围，绝处逢生。

    1936年9月，在甘肃红连湾观察地形时，遇敌机轰炸，又被埋入坑中。警卫员王强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了我，他却受了伤。

    1941年9月，在冀中西宋庄战斗中，我的膝关节脱臼不能行动，警卫员吴常有及时救治，使我得以率领部队打退日寇进攻。

    1942年3月，率留训团过平汉路时，我的膝关节又一次脱臼，经吴常有紧急抢救，转危为安。

    1942年7月，率留训团护送300万法币回延安，途中我的膝关节再次脱臼，警卫员白明山细心救护，我得以指挥部队圆满完成重任。

    不知多少次生死关头，在战友的拼死抢救下，才保存下我的生命。我永远忘不了贺晋年、路文昌、贺秉章、薛振昌、路巨才、黑贵山、白金福、王强、李国斌、吴常有、冯振海、白明山等同志的深厚情谊。

    “文革”中，吴法宪、江腾蛟企图将我打成“叛徒”时，贺秉章、薛振昌、张卓之和中共子长县委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并将保存完好的榆林敌人的档案让调查人员过目，保护了我。这在某种意义上比挽救了我的生命还可贵。

    我深深地怀念帮助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同志以及与我同舟共济的许多战友。

    我读小学时，同班同学王思温、李登榜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共青团。我又受到李国章、张国仁、桑非吾、赵仰普、史唯然等革命志士的共产主义启蒙教育。

    我上绥德四师时，校长马济川、体育老师苏醒民及白如冰、惠泽仁、吴志渊、白寿康、柳青等人对我帮助和影响较大。在四师我初步学习掌握了马列主义革命理论。

    在地下党工作期间，我得到了马文瑞、毕维周、刘光贤、薛毓瑞等同志的帮助，进一步增强了我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信念。

    在参加红军，参加武装斗争时期，我得到谢子长、刘志丹以及贺晋年、张达志、路文昌等多方面的指导、帑助，使我更坚定了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决心。

    特别是我党我军的优秀领导谢子长、刘志丹、彭德怀等，他们为革命鞠躬尽瘁，大公无私的崇高品德；他们大智大勇，身先士卒的无畏精神，一直深深的感染，教育着我。他们亲切的教诲，无言的光辉榜样，对我成为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成为一个称职的军事指挥员，成为一个光明磊落的人，起了相当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