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5月，接到军委空军要我正式离休的命令，不久，我搬到西安兰空干休所四号。干休所有5栋兵团级住房，我这一套紧邻马路，噪音、污染严重，闲杂人员来往穿梭，极不安全。当时垃圾成堆，苍蝇老鼠横行。

    按照军委总后的规定，我的住房面积应为270平方米。而这套亟待维修的房子是180平方米。1992年，兰空又增加了70平方米，每平方米给240元的修建费。这只是当时实际修建房屋所需费用的若干分之一，同兰州军区规定的每平方米600元的标准也有很大距离。

    我自参加共产党，把生命都交给了革命事业，从不追逐名利地位，否则，按照我的资历和功勋，我也可以去争当个中将、上将。我信奉共产主义事业，注重共产主义者的人生实践。这绝不是一时一事，而是一世。所以，在我的生涯中，我能够面对威胁险阻和对我的不公正，也能够面对赞誉、成就和功勋。之所以谈及一些不公正的待遇问题，是感到许许多多已近风烛残年的为革命奉献了终生的老同志，应该得到有些部门的应有关爱与重视。

    虽然离休了，我还是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争取晚年再做些工作。

    我被聘为陕西省老年书法协会名誉会长，曾于1987年12月赴京筹备陕西省老年书画展，其中还有我的作品：“老骥壮怀千里志，书画珍品现精神。高寿耄耋仍努力，皆为中华巨龙腾。”

    我还被聘为陕西省航空联谊会名誉会长，参加了航天航空展览馆的筹建工作。

    1986年，在我和几位老红军的呼吁倡导下，得到了西安市有关部门的支持和帮助，西安市关心下一代协会成立了，我亲任副会长和革命传统报告团团长。

    1989年9月我被推选出席在河南安阳召开的“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会议”，并参加筹备“陕西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被选为副主任。

    1989年10月，被西安市聘为“西安市校外辅导员”。

    我还担任了20多家政府部门或群众团体的义务顾问，如旅游中心、省老年大学、省老龄委、省延安精神研究会等。

    我多次到大中小学或党政军各单位做报告。向青少年宣传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教育青少年一定要重视树立人生观，这是我一生中体会最深的。每个人都应该树立崇高的理想——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只要胸怀此坚实信念，无论多凶残的敌人都能战胜，无论多险恶的环境都吓不倒，无论多严重的病魔痛苦都不在话下。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我视关心下一代为一个老兵义不容辞的责任。只要邀请，我从不计条件，风雨无阻。只要我所讲的，能使青少年更珍惜今天的幸福，更自觉的努力学习、奋发图强，就感到很欣慰了。

    离休后，我只不过做了一些应尽的努力，党和人民却给了我崇高的荣誉。

    1983年1月1日，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宣传部主办的《支部生活》月刊中，连续5期登载了宗宝泉、张增等的有关我的几个小故事《胜利属于革命到底的人》。

    1987年9月和1989年10月，我两次被评为西安市关心下一代协会优秀会员和先进个人。

    1988年7月28日，我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88年10月，我荣获陕西省政府颁发的“老有所为精英奖”。

    1991年，我荣获兰州军区空军“先进离休干部”称号，并通报部队学习。

    1993年1月，在陕西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会刊《爱心——创刊号》中有一段关于我的报道：

    “李赤然老红军老将军生在陕北，当年跟着谢子长、刘志丹闹革命。李赤然参加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后来成为红军八十一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