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一下你周围的人们，不难发现，人的个性千差万别，比如，在交际上，有的活泼、外向，喜欢结交朋友，有的孤寂、内向，爱独自沉思；在待人方面，有的诚实、和善，有的虚伪、狡诈；在对待生活的态度上，有的乐观进取，有的悲观失望；在情绪特点上，有的暴起暴落，有的稳定持久；在行动上，有的果断、坚毅，有的谨慎、怯懦，如此等等。文学家抓住现实生活中各人的鲜明个性特点，塑造出典型的、生动的人物。一部《水浒》，竟把一百零八条好汉刻画得有血有肉，个个活灵活现，栩栩如生，使我们读来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十分惬意。

    但是，鲜明突出的个性并不等于就是完美、健全的个性。葛朗台的吝啬、阿Q的愚昧、堂吉阿德的呆板等都是令人生厌的，还有生活中常见的懒惰、自私、傲慢、胆小怕事、不关心集体等等不良个性特征，都是不可取的。那么人的这种种不同的个性是怎样形成的呢？

    个人社会化的目的，是树立生活目标，掌握实现生活目标的生活手段；扮演一定社会角色，成为遵从一定生活模式的人，从根本上说是培养人的社会性，因此，社会性既是个人社会化的目的，也是个人社会化的结果。然而，个人在这样一个本质相同的过程中，所获得的具体成果是不同的。由于各个人的先天素质、所处环境、文化教养以及生活经历的不同，常常会表现出不同的个性特点，如不同的气质，不同的能力，不同的欲望、信仰和兴趣爱好，不同的动机、需求和人与人交往的方式等等。这些不同形式的表现，总括起来就称作个性。

    就像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样，人的个性也是各不相同的。比如气质和性格，就是多种多样。有人热情直爽，有人冷漠含蓄；有人急性子，有人慢性子；有人坚强，有人软弱等等。即使都是性急的人，他们性急的程度、时间，所针对的事物或引起的原因也都不同。当然，个性也有共同之处，主要表现在相同民族、相同阶级的人所具有的共同的典型特征，这通常用“民族性”、“国民性”来概括。中国人与西方民族具有明显不同的人格特点。我国人民一般来说，在感情方面比较含蓄、深沉，而西方人感情外露、坦率。

    不管是个性中的差异性，还是个性中的共同性，都不是先天就有的，它们从其产生到后来的演变，莫不与社会文化环境、个人生活环境有直接的关系，人是社会的产物，人的个性与行为正是社会塑造的。

    我们先看“国民性”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如果有谁在公共场合大声疾呼，人们就会扭过头去看他，认为这人很不礼貌。但是这种行为在美国都算不了什么，因为美国人在公共场合可以放纵自己的感情，即使“目无他人”，也不会受到别人的指责。正因为如此，美国人在公共场合对别人的事是不介意的，听见了也装没听见，而在中国如果有谁在公共场合做点“私人交易”，马上就有许多人团团围住，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非要弄个明白不可，直到弄清了什么也没有，他们才会悻悻地离开。这是为什么？正是中国和美国的文化环境不同，文化环境的差异常常会形成不同国民的心理和性格。

    各个民族的文化精神是有很大的差异的。一个民族长期在某种文化精神的熏陶下，就会养成一种民族性格。以印度和日本为例。他们虽然同属东方文化，由于文化精神不同，其民族性格差异是很大的。印度是一个宗教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支配人们精神生活的主要是达摩文化。这种文化以宇宙为本位，主张从现世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以静修来世，所以看印度的文化，往往有一种“寂静味”，处处庙宇，林林神池，清真寺、教寺庙、庙会、游神车、念经的和尚、虔诚的教徒、敬神的香客，这一切都是由达摩文化精神主宰的。人们平静地生活，俭朴得近于苦行者，但他们也不轻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