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肃反”的双方没有亲疏关联，并且是在“肃反”纠正之时出任陕甘省保卫局长的，以他的身份、职责和调查时间而论，人为扩大或缩小其数字的可能性较小，应该说是比较可信的。

    如此众多的证据，证实了陕北“肃反”中大量杀人的事实，决不能因为聂洪钧提出的一个疑问就简单地怀疑甚至否定这个事实。否则，就是轻率，就是对西北革命和烈士不负责任，就是对历史不负责任。实际上，陕北“肃反”中的大量杀人，是源自“肃反”领导人的错误指示。当时，“肃反”领导人确曾发出过“反革命右派要从肉体上消灭”的指示。郭洪涛回忆说：这个指示信“那是朱理治写的，他写了以后要我看，我看了以后没有提出意见，说过，写得不坏”。1942年朱理治在西北高干会上回忆说：这个“肃反”指示信“现在调查起来，是发过四份的”，“‘从肉体消灭’的指示信发给了陕甘与关中特委”。应该说，这个指示信与陕北“肃反”中的错杀、滥杀是紧密相关的。革命时期党和军队的组织纪律是十分严明的，像陕北“肃反”中大量杀人而且被杀者是领导干部这样的重大问题，绝不会是非组织的行为，绝不是哪个具体部门或个别人莽然所敢做的。

    这里对两个问题进行一些分析。

    一是关于聂洪钧不知道前方杀人之说。如前所述，前方部队有大批人被杀是确凿的事实，其中包括西北军委副秘书长杨灏、秘书吴浩、骑兵团政治处主任李子恭、红二十六军营长于震西等。而身为西北军委主席、统率红十五军团在前方的聂洪钧不知道此类事情，甚至连身边人被捕杀都不知道，殊出情理。因为：在陕北“肃反”的部署上，明确决定由聂洪钧领导前方的“肃反”，对此，朱理治、郭洪涛都说得十分肯定。并且他具体领导了前方的“肃反”工作。如他亲自布置了对原红二十六军七十八师政委杨森和原红二十六军第三团政委黄罗斌的逮捕，黄罗斌回忆：劳山战役祝捷大会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我和七十八师政委杨森同志被军团部找去谈话，找我们直接谈话的是‘西北三人代表团’成员之一、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在场的还有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聂对杨森说：你是陕北老同志了，现在北线吃紧，因而组织调你去北线任总指挥。聂对我讲：瓦窑堡办了个红军军政干部学校，因人手缺乏，组织调你去该校任政委”。结果，在他们离开部队途经安塞县城时被红十五军团部的警卫人员逮捕。时任红二十六军营教导员的刘懋功回忆说：他被抓起来后，“西北军委的一位领导又亲自来审我，态度更凶，帽子更大，说参加了刘志丹的右派就是反革命，说陕甘苏区县以上和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都是右派，并且不容我申辩”。另外，劳山战役后，郭述申率八十一师（由原陕北红二十七军改编）急行军赶到富县平泉原攻打一个土围子，结果部队伤亡很大。“事后才知道，把八十一师拉到富县去打那个毫无准备、毫无把握的仗，是为了与七十八师（由原陕北的红二十六军改编）拉开距离，以便对七十八师连以上干部进行‘肃反’。很多同生死共患难过的老战友、好同志就在这次的所谓‘肃反’中被逮捕，以至活埋。”这样动用红十五军团一个主力师的军事行动及其部署用意，焉能不经过作为前方最高指挥员的聂洪钧？红二十六军营长“于震西被抓后，被‘肃反’的人用匕首一刀一刀地扎，逼他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于震西直到死，也没有低头，没有诬陷自己的战友和同志”。这件事传遍西北根据地，广为人知，怎么就独没有传到聂洪钧那里？而且从1935年11月中央制止陕北“肃反”到1938年5月调赴湖南工作，聂洪钧一直在陕甘宁边区，他一点没有听到？陕北“肃反”杀200多人的事，在1942年西北高干会上明确提出了，与会的他为什么不提出异议？

    二是关于前方“肃反”杀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