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朱理治回忆说：“有一次，我在保卫部审讯，见到聂洪钧同志派回给戴季英送信的交通，听交通谈话，才知道前方已杀了一些人，但杀了些什么人，我仍不知道。这时，程子华尚未去前方，刘、高等尚未被扣留。据子华同志说，他去前方后，前方没有再杀过人。”有论者据此否定前方杀人，理由是程子华大约在10月4号（或5号）到达前方，其时，“肃反”刚刚开始，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杀那么多的人；并且刘志丹、高岗等均在军中，他们对大量逮捕、杀害原二十六军中高级将领不能没有反应。实际上，前方大规模的杀人不会是在这个时间。因为：其一，如前所述，陕北“肃反”及其杀人一定是有组织的部署，决不会是下面人员的莽然之举。根据《朱理治传》记述：包含“从肉体消灭”内容的“肃反”指示信是在1935年10月7日起草的，那么下发到各地应在10日之后（从瓦窑堡到前方总部和陕甘特委大约需要3天），杀人时间必须更在其后。其二，李赤然回忆把原红二十七军与红二十六军分开，以便对红二十六军连以上干部进行“肃反”的部署，也是在10月5日之后发生的。而从抓捕到杀害还会有一些时间。其三，逮捕和杀害原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根据地领导人的举措，必然要在逮捕主要领导人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之后，不可能在没有隔离他们之前滥捕滥杀。这样一种常识，“肃反”领导人不会不懂，并且从诱捕刘志丹、杨森、黄罗斌等的方式，在被捕者头上套只露眼睛的布袋子、对群众宣传他们是“白军”俘虏，隔离陕北红二十六军与红二十七军等举措看，他们非常注意“肃反”杀人的隐蔽性。

    四、关于陕北“肃反”中的自我纠错的问题

    有一种观点说朱理治犯了领导陕北“肃反”的错误，“但当他一旦发现错误，能够实事求是，马上采取纠正错误的措施，并在中央到达陕北后，协助中央顺利解决了这一问题。”朱理治也称：“肃反”“搞了七八天后即发现有错，并极力予以纠正”。但这样的说法与事实颇有矛盾。

    第一，当时对于陕北“肃反”错误的认识非常有限。1935年11月初即错误的“肃反”进行近两个月后，朱理治在向中共中央的汇报中仍不认为“肃反”完全错了，他在1945年回忆说：在博古征求我对“肃反”的处理意见时，“我说两方面都有错误，我们搞刘、高是错误，刘、高右倾并受右派利用也是错误。这样讲话使得后来中央对这问题没有很快搞好，我也要负一部分责任”。程子华在1942年11月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也坦率承认：“我对肃反及逮捕刘、高均同意。及中央到陕北后，博古、首道等认为肃反错了时，我在毛主席未到前，还说一定有问题，不会全没有。”“中央对陕北之肃反问题决定发布后，我始认为错了。”至于戴季英，王首道回忆说：“我们一到瓦窑堡，他就拿出许多案卷，作为刘志丹等同志是‘右派’、‘反革命’的‘证据’。”在王首道等掌握大量事实，向戴季英提出质询后，“他仍顽固地坚持有案卷、口供为据”。对“肃反”错误的认识不到位，甚至并没有认为有错，如此焉能大力纠错，其结果必然是纠错的措施不到位，纠错的效果也就必然很差。

    第二，实际纠错颇不得力。在“肃反”错误酿成、发展的过程中，存在很多纠错的机会，朱理治等虽然也发现有问题，曾产生疑问，但并没有细究，结果使机会滑失、错误不断扩大和延续。比如在部署陕北“肃反”时，“我指定后方肃反由郭洪涛同志领导，告戴季英审讯必须叫郭参加，因他是本地人，了解情况”。但戴季英在“肃反”伊始就没有执行他的指示，在审讯原陕甘边特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蔡子伟、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张文华等时，没有叫郭洪涛参加。朱理治说他为此责问了戴季英，但当戴季英搬用鄂豫皖“肃反”的做法为说词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