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没有把革命完全断送，但是已经杀了一批人，给革命已造成相当大的损害。”他回忆说：有的同志被杀掉，有的被活埋，……中央后来查证，“肃反”中，他们已“杀害了二百以上的西北党政军干部”。马文瑞回忆：“肃反”在抓捕西北红军和地方党政领导人后，“随后又进一步将‘肃反’扩大化，将红二十六军营级以上、陕甘边地方县级以上的干部统统关押，几乎无一幸免。这些同志被捕入狱后，均遭受了种种非人的折磨，有200多名优秀干部被错误杀害，这是当时西北根据地的一大灾难。”“一部分好同志就不明不白地被错杀了。”习仲勋回忆说：“朱理治、郭洪涛领导‘肃反’的错误，捕杀了关中许多干部。”

    当时，身处瓦窑堡的同志也回忆“肃反”中发生大量杀人之事。杨和亭回忆说：1935年的“肃反”，“在下寺湾活埋了不少好同志”。吴岱峰回忆说：“原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和地方县团级干部几乎无一幸免……他们对被捕的同志戴手铐脚镣，动辄毒打，有的活活埋掉。”

    参与纠正错误“肃反”问题的长征干部李维汉、王首道、刘向三都确认有人被杀。李维汉回忆说：陕北“肃反”中逮捕了刘志丹等同志，“并且错杀了一些人，使陕北这个硕果仅存的苏区陷入非常严重的危机”。王首道回忆说：进入陕甘边区后，有干部和群众向毛主席反映：“刘志丹、习仲勋、马文瑞等大批负责同志被捕，有的甚至被杀害了”。刘向三回忆说：陕北“肃反”事件“在军队中将红二十六军营以上的军官，在苏维埃政府中将区级以上干部，以及从国民党统治区过来的青年知识分子等百余人，统统扣上‘右派’、‘反革命’的帽子，抓起来关进监狱，有的甚至被用刑杀害”。

    陕北“肃反”的负责人朱治理也承认陕北“肃反”中前方杀了人：“前方杀人的事情，我事先也不知道。有一次，我在保卫部审讯，见到聂洪钧同志派回给戴季英送信的交通，听交通谈话，才知道前方已杀了一些人，但杀了些什么人，我仍不知道。”郭洪涛也说：陕北“肃反”“逮捕了刘志丹同志等一批二十六军的老干部，前方还错杀了一批干部，造成了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危机”。1980年《革命史资料》第一期发表的聂洪钧写的《刘志丹同志冤案的产生》一文也说：“1935年陕北‘肃反’，错捕了刘志丹等陕北苏区和红二十六军的主要领导干部，错杀了党政军一些人员，引起同志的不满，影响了团结，给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1959年11月23日，中央监委《关于朱理治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指出：“一九三五年陕北肃反的错误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在这一事件中，逮捕了刘志丹、高岗等红二十六军的领导人员，杀害了党政军干部二百多人，给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同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党校就此进行的调查证实：“在田家沟、下寺湾、王坪等地杀了茹小峰、张克宜、李彦、张静文等许多干部。”1984年，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专门就此向一些当年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工作战斗并经历陕北“肃反”的老同志进行过调查。刘景范提交的回忆名单，列出陕甘边区政府和军委被杀27人，安塞县被杀4人，赤安县被杀19人，“另外，二十六军被杀的五六十人不知姓名，关中分区也杀四五十人，陕甘边区的华池、合水还杀了几十人”。张秀山提供的回忆是：被杀15人，“卢仲林及他带领起义的永宁山民团二十多人”。张文舟回忆说他记忆有9人被杀。据知情者说，在公安部门有陕北“肃反”被杀害者的具体名单，人数超过200人。

    另外，陕北“肃反”中杀害200多人的数字，最早出自长征到达陕北后担任陕甘省保卫局长的郑自兴。他在1942年西北高干会上说：做过广泛的调查，结果是：前方错杀200多人，后方错捕130人。郑自兴属于中央红军，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