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就分配土地的做法是有很大区别的。

    根据南梁政府的土地政策，苏维埃政权控制的中心区都进行了土地分配。土地分配工作由土地委员会领导，最初担任土地委员长的是张步清，由于他家比较富，对土地革命不热心。刘志丹对习仲勋说：“你把土地委员长不换，土地永远分不开。”于是贫农出身的李生华担任了土地委员长，苏区的土地分配才得以展开。李生华回忆说：“陕甘边最早实行土地分配的是荔园堡。我先后去赤安义正川、甘泉县马家老庄搞土改。”王生金回忆了当时苏区土地分配的一些情况：“我曾任土地委员会委员。当时没有农会，就由贫农团负责领导土地斗争。这里的土地绝大多数都是属于庆阳恒义成、裕茂隆（皆为商号）所有，再加上当地的地主，几乎所有土地都是地主阶级的。荔园堡张清玉是个破产地主，但也有川地200多亩，山地2000多亩，粮食几十石。在土地斗争中，首先由土地委员会调查掌握和没收地主的全部财产，然后再定成分，进行分配。在分配时，首先照顾雇农和佃农，给他们全分的是好地，然后再按成分给其他缺少地的农户分配。这里的土地广，每人可分川地10亩。我家5口人，共分川地50亩，山地有100多亩。对山地是采取拨块的分配方法，谁要多少就给他分多少。对其他财产的分配，也是先照顾雇农佃农。给地主什么也没有分，组织他们进行‘打生产’。给红军战士和家属同样分给一份土地，在给白军中当兵的暂时不分地，但留有公地，待他们回来后，再分给地。1935年春，由于这里农户增多，又采取抽多补少的办法进行二次分地。”这是关于当时根据地如何进行土地分配的一条非常好的材料，把根据地分配土地的过程和方法描述得栩栩如生。它反映了这样几条信息：（一）根据地比较认真地贯彻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土地政策；（二）土地分配完全照顾了贫苦农民和红军战士及家属的利益；（三）土地分配中执行了统一战线的政策，如在白军中当兵的人回来后可以分给土地；（四）结合当地土地实际情况进行土地分配。随着根据地的扩大，一些边缘区域变成中心区域，也进行了土地改革，如庆阳县白马区（包括白马庙川、二将川、玉皇庙川、东华池、半道川等地，人口有四五千人）是在1935年冬开始分配土地的，“各村召开群众大会，讲清土地政策，评定成分。当时，不给地主分（地），将地主的土地、粮食、牛羊没收，分给了贫雇中农。”

    土地改革后，在南梁政府的领导下，群众积极从事生产，粮食产量有了增加，农民的生活也有了改善。“原来这里牲畜很少，几乎没有羊。加之土匪常来抢掠牛羊，有钱的人都将牛羊赶走了，因缺乏牲畜使农业生产受到很大影响。土改后分到了牛羊，畜牧业发展了，每村都有了马，有了羊群。当时每套牛可种川山地100亩左右，产粮二三十石。生产发展了，群众生活改善了，南梁一带农户也多起来了。这一带地多人少，横山、靖边迁来的农民很多。如荔园堡原来只有5户，逐渐增加到20余户，大都是根据地建立以后迁来的。”这些都说明根据地分配土地的政策得到了人民的拥护，是一项富民的政策。

    二、财政金融政策

    土地革命时期，陕甘边区苏维埃政权的财政来源是什么？这是研究南梁政府经济政策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苏区“粮食政策的中心是保证军粮，保证民生，建立流动仓库，分散储藏，对群众不动员粮，也不‘欢迎’粮。靠收买军粮供给军队”。财政、粮食的另外一个主要来源是“取之豪绅、地主，并有计划的向敌人夺取”。根据地财政的主要问题是解决粮食和穿衣的问题，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打土豪、分浮财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之一。另外一个办法是采取“绑票”的办法获得粮食、布匹、财物和金钱，这些事主要由当地的游击队来做。李生华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