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为了解决活动经费，游击队有时也出去搞些浮财。把豪绅地主抓来押起来，让他们家属出钱来赎。当时老百姓说话算数，大家说这人名声较好，我们收钱后就把这人放了；大家说那人很坏，我们收钱后把那人也杀了，不杀老百姓不答应。有时候也拉豪绅地主家的小孩，让他们拿钱来赎，马匹、枪支也可以。”高生荣回忆说：“除在苏区进行土地斗争外，赤卫队和游击队还深人白区拉土豪、赶牛羊。当时，在白区拉回的土豪四五十人，统交保卫队管押……保卫队管押的土豪，除少数没有什么劣迹，经群众讨论释放外（如元城子姓高的，樊川李家因乡行较好释放），对绝大多数土豪，在把他们的钱财、牛羊搞来后，都杀掉了。”这是苏区获得财政支持、保障军需的一个主要财政来源。此外，是在分配土地时，“每个村还留五六亩公地，是最好的，给红军解决经费供给”。但这在解决红军给养上不占主要地位。

    在金融方面，南梁政府禁止国民党钞票在苏区流通，曾先后以“陕甘边革命委员会财政委员会”、“陕甘边农民合作银行”、“陕甘边苏维埃银行”的名义发行货币，称为苏票。关于苏票的种类有两种说法：一说是有四种，即面值一元、五角、二角和一角，由手工刻版，在白洋布上用桐油刷制而成，流通了大约半年时间。另外一说苏票是三种即五角（紫色）、二角（蓝色）、一角（红色）；武海潮的回忆也说流通的苏票“票面分为1角、2角、5角三种”。

    三、商业政策

    对于中小工商业者，中国共产党采取保护政策，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指出：“苏维埃应保证商业自由，不应干涉经常的商品市场关系。”因此，南梁政府采取了比较宽松的商业政策，“允许小商人来苏区做生意并予以保护，荔园堡集市允许白区来的小商贩设摊买卖，所得之苏票可向政府银行兑换银元”。为了便利商民交易，南梁政府财政委员会专门设立货币兑换处。同时，在荔园堡、白马庙等地建立了集市，如荔园堡的集市每月开市三次，逢一为集，即农历每月初一、十一、二十一为集日。苏区集市刚设立时，由于小商贩不了解苏区的商业政策，“白区商人来苏区者较少，都是一些过去常来这一带做买卖的商人，或在苏区有熟人关系的商人前来交易。后来就逐渐增多。他们来时，驮的盐、粮（细粮）、布匹等东西，回去时贩卖牛羊、烟土等。敌人企图封锁边境，但封锁不住，脚户还是常到苏区来做生意”。对于根据地商业贸易的状况，王生金回忆说：“当时，对从合水西华池一带来苏区做买卖的商人，采取欢迎态度。他们在集市上卖得苏票，可到政府供给处兑成白洋。荔园堡集市初成立时，每月三集，逢一（即初一、十一、二十一）为集。逢集日，白区商人运来蓝、白布匹，粉连纸，绿红纸，油墨，食盐等物品，在集市上购买牲畜、土特产，带走大烟和白洋。根据地人民主要是卖熟米、细粮、马料，并卖用蓝布做的鞋，每双一块白洋。”集市的建立不仅满足了群众的需要，而且政府和红军所需的必需品也是从集市贸易中换来。蔡子伟回忆说：“荔园堡在清同治以前曾有过集市，同治年间倒了，这里群众交易很困难。我们在荔园堡设立了集市，群众非常欢迎。集市立起来后，我们和外地商人搞交易，我们用羊只换回我们需要的布匹、油印机、子弹等。”从这些回忆的材料来看，根据地的商业贸易是比较繁荣的，说明根据地商业贸易政策是正确的。

    四、社会政策

    在苏区建立前，这里是一个土匪出没的地方，基层社会大多由各种会道门控制。南梁政府建立后，不仅消灭了旧政权，而且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些社会问题进行改造。南梁政府成立后颁布了一系列社会政策，包括：（一）对哥老会采取争取的政策。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