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认为反动军队中的下级军官多是由士兵提拔起来的，富于革命情绪，可以吸收而成为革命的军事人才；其三是强调兵变必须与工农武装暴动、与农村游击战争相配合。

    1929年中共陕北特委在研究武装斗争问题时，决定以兵运工作为主，正是在贯彻中共六大精神的基础上作出的。对此，张秀山曾在回忆中说：“当时，陕北特委对兵运工作很重视。一九二九年刘志丹同志担任陕北特委军委书记，他遵照党的‘六大’精神，积极动员陕北党员到地方军阀井岳秀、高志清部队以及‘后湫天’土匪武装中开展兵运工作，争取抓到武装力量，准备组建红军游击队。随后，特委又向宁夏苏雨生部派了许多党员去做工作。……在志丹、子长同志的领导下，西北的军事活动进入了风起云涌的阶段，打下了三二年创建红色武装的基础。”

    当时陕甘两省做兵运工作是有有利条件的，自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叛变革命成为新军阀之后，于1928年6月与蒋介石、阎锡山、李宗仁等派系联合“北伐”奉系张作霖，其主要兵力进入到河南和山东一带。其后，冯玉祥在1929年5月和蒋介石发生了战争，失败后又与阎锡山联合，于1930年5月至10月同蒋介石发生了中原大战。冯玉祥部参加新军阀混战，属于自己后方的陕、甘、宁等省兵力空虚。在冯玉祥部控制力减弱的情况下，陕、甘、宁边界地带的小军阀如苏雨生、谭世霖、陈畦璋等乘机扩充自己的力量，为共产党员打进去提供了机会，尤其是原为冯玉祥部将的杨虎城在蒋、阎、冯中原大战的关键时刻，背冯投蒋，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讨伐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兼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赶走了西北军系统的省政府主席刘郁芬，掌握了陕西省军政大权。在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杨虎城基本上统一了陕甘两省。杨虎城势力在陕甘两省的崛起，给中国共产党在杨虎城部开展兵运工作提供了极好的机会。

    针对冯玉祥退出陕、甘等地，杨虎城主政陕、甘，并和各小军阀不断发生混战的情况，1931年1月30日中共陕西省委在《陕西党的目前政治任务与工作方针决议案》中提出：要“建立军阀军队中的工作。组织军阀军队里我们的力量，十倍加强我们在这些军队里的工作，发动和领导兵士日常斗争”。并要求各地党组织“建立中心部队的工作”，“加强党在军队中的工作”，“在农民斗争剧烈的区域内，特别注意兵士斗争与农民斗争的配合”。在这个指示下，大批共产党员到杨虎城部做兵运工作，第十七路军的第十七师、第四十二师、第五十八师，以及警备旅、骑兵团、炮兵团等，都有共产党做兵运工作。

    从1929年春夏到1933年7月，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先后领导了数十次兵变或起义。笔者认为，这些兵运工作为陕甘红军游击队的建立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开辟起到了以下作用：

    1．建立起陕甘边党领导下最初的武装

    1930年初，谢子长、刘志丹等带领几十人，来到宁夏苏雨生骑兵第四师开展兵运工作。谢子长任第十旅旅长，刘志丹任第八旅第十六团副团长。同年春，苏雨生在军阀混战中失败，谢子长、刘志丹脱离苏雨生部队，来到甘肃庆阳陇东民团军谭世霖部开展兵运工作。谢子长、刘志丹以谭的名义，在甘肃庆阳，陕西定边、保安（今志丹）的结合部三道川招募农民组建一个团。谢子长任团长，刘志丹任营长。同年夏，由于投靠谭世霖也被编人第三团的土匪张廷芝叛变，第三团被打散。同年10月，刘志丹又借谭世霖部骑兵第六营的名义，奇袭合水太白镇，将谭部第二十四营缴械，组织了一支游击队，在南梁一带活动。这支游击队的成立，揭开了陕甘边武装斗争的序幕。

    1931年2月，刘志丹率部在合水县固城与赵连璧、同守孝、贾生财、唐青山等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