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装会合，并进行整编，刘志丹任总指挥。不久，游击队向宁县转移，途中遭到敌人袭击，刘志丹率100余人到达宁县麻子掌一带活动。4月，刘志丹按照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率部编人驻彬县的杨虎城警备旅苏雨生部，任补充团团长，准备扩大部队，待机打出红旗。苏雨生觉察到刘志丹的行动后，将他逮捕。中共陕西省委通过南汉宸、杜斌丞，将刘志丹营救出狱。刘志丹出狱后到国民党陈畦璋部，以第十一旅旅长的名义继续从事兵运工作，但再次遭到挫折。

    9月，刘志丹偕马锡五等先后到南梁地区，将活动在这一带的贾生财、赵连璧、杨培盛等三支武装进行整编，恢复了南梁游击队，刘志丹任总指挥。10月下旬，刘志丹率领的南梁游击队和杨仲远、阎红彦率领的陕北游击队在林锦庙会师。11月初，中共陕西省委派谢子长来到南梁，与刘志丹一起领导这支革命武装。1932年1月初，成立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陕北游击队改编为第一支队，南梁游击队改编为第二支队。1932年1月，中共陕西省委派军委书记李杰夫来到西北反帝同盟军，传达省委决定：将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2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正式成立，谢子长任总指挥，李杰夫任政治委员。

    经过刘志丹、谢子长等艰苦的兵运工作，终于在陕甘边建立了党领导的红军游击队。这是此后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力量。

    2．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培养和锻炼了一批军事人才

    在土地革命之前，党没有自己的军队，只有一少部分人在国民革命军中工作，产生了最初一批军事人才。

    大革命失败后，陕西党组织动用在敌军的力量，先后组织和发动了清涧起义和渭华起义。但两次起义先后失败，原先积累的军事人才遭到严重损失，只剩下刘志丹和谢子长等少数人。这与开展武装斗争、建立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任务是很不相适应的。因此，继续开展武装斗争，还要有一个积蓄力量和培养军事人才的过程。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西省委先后作出开展兵运工作的决定后，一批共产党员先后到甘肃、宁夏地方军阀和杨虎城第十七路军中开展兵运工作，起到了积蓄和培养军事人才的作用。当时，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党员，受到反动政府的通缉无法立足，进人军阀部队后，反而可以暂时安身。1931年春，刘志丹、谢子长打入苏雨生第四师后，中共陕北特委曾选派数十名学生到该部，并在第八旅第十五团组建了学兵队。第十五团副团长张东皎（共产党员）兼任学兵大队大队长，高岗任分队长，学员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其中有张秀山、贺晋年、高鹏飞、黄培中、李培清、李树林等。学兵队不仅学习军事课程，而且经常开学习会、辩论会，上政治课，讨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问题，讲马列主义原理。中共六大制定了党的“十大纲领”，由于秘密环境，张秀山和黄培中凭记忆只凑出了九条，但对中共六大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动力、任务、前途的基本内容还是清楚的。这些学兵毕业后大部分当了连排级军官，在实战中军事素质也有较大提高。可以说，陕甘兵运工作，既形成了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领导核心，也形成了张秀山、贺晋年、马锡武、高鹏飞等一批骨干，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3．为红军游击队的发展提供了兵源

    兵运工作不仅建立了陕甘边党领导的最初武装，也给陕甘红军游击队的发展提供了兵源。

    1932年7月9日，曾是党在苏雨生部举办的学兵队学员的高鹏飞、杨林等，领导驻合水西华池的杨虎城部新编第十一旅特务营两个连起义，与陕甘红军游击队会合，小部分被编入陕甘红军游击队骑兵队，大部分被编为第三大队，由高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