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付阵地时，红十五军团指挥部一声令下，机枪、手榴弹劈头盖脑地向敌猛烈开火，接管，红军主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打猛冲，杀入敌阵。顿时，敌人乱作一团，无处逃奔。经过六小时的激战，敌一一0师两个团和师直属部队被红军全部歼火。敌师长何立中、参谋长裴焕采均被断毙，生俘敌官兵3700余人，缴获武器装备堆积如山。这就是著名的劳山战役。

    劳山战斗结束后，红十五军团乘胜扩大战果，挥师南下，七十八师（原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长杨森亲率部队去羊泉塬侦察敌情，消灭敌一0七师一个营。10月，强攻甘泉榆林桥，又消灭东北军一0七师四个营，团长高福元被红军俘获。“劳山和榆林桥这两仗，给东北军以沉重打击，以实际行动迎接了党中央迎接了毛主席。”正如当时一首“信天游”唱的那样：

    红十五军团取得了劳山和愉林桥作战的胜利后，驻瓦窑堡的高桂滋和井岳秀部，惧怕被红军消灭，不战而逃，红军趁势解放了瓦窑堡。此后，陕甘晋省委和西北军委移驻瓦窑堡，瓦窑堡成为陕甘根据地的首府，安置境内的敌人据点全部被拔除。但此时，南线东北军不甘心失败，又重新组织进攻。以董英斌（东北军的一个军长）率6个师分两路向陕甘根据点猛扑过来，东边一个师沿洛川、府县大道大举北上西面五个师，即东北军五十七师的一0九师、一一一师、一0八师、一二0师、一0六师，从甘肃庆阳、合水一带沿葫芦河东进妄图在鄜县地区夹击红军。反“围剿”的严重战斗还在后面。陕甘根据地仍然面临着严重的敌情。

    三、陕甘根据地的错误“肃反”，“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对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危害

    正当第三次反“围剿”战争激烈进行的紧急时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执行者却在陕甘根据地党的领导机构取得了统治地位，使“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陕甘根据地恶性膨胀，酿造了一场巨大的灾难。

    早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统治的领导地位，胜利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对中央的统治。但是，由于当时党中央正在长征途中，还未来得及肃清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对各地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1935年6月，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的中央驻北方代表和上海临时中央局派出来的朱理治、聂洪钧组成的中央驻西北代表团来到陕甘根据地。临行前，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写了三万五千字的指示信交给朱理治。只是信中说：“陕甘党内由右倾取消主义，而且他们的阴谋已暴露。”“右倾取消主义师为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服务的”，“右倾机会主义实质是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在党内的应声虫和同盟军”，因此，“要反对国民党的走狗与之进行斗争”。中央代表孔原曾对朱理治说，“现在陕甘边特委混进来张文华、蔡子伟两个右派，陕甘边及红二十六军右倾机会主义受了这两个右派的影响。”①还指示朱理治到陕甘根据地后，首先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来暴露于孤立右派，然后再镇压他们。当时，中央代表孔原还给朱理治看了一本鄂豫皖“肃反”的小册子，名字叫“肃反”，这本小册子里有张国焘和陈昌浩写的文章。聂洪钧去陕甘根据地时，一些人世向他转达了北方代表的意见，说“刘志丹是陕甘苏区和红军的创造者，对党是忠实的，但是思想很右。”指示聂洪钧依靠郭洪涛来解决陕甘根据地的右派反革命问题。

    朱理治、聂洪钧组成的中央驻西北代表团来到陕甘根据地后。立即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7月15日，任中央驻西北代表团的主持下，西北工委大会议在永坪镇召开会上，朱理治等人借传达中央驻北方代表给陕甘根据地的指示信的名义，强行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方针。朱理治、聂洪钧照抄照搬六届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