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全会会上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对中国革命形势的错误估汁，认为革命在全国是一直向上发展的，“国民党区域的日益缩小”，“苏维埃区域的日益扩大”，“国民党经济上破产、政治上破产、军事力量削弱，我们的力量占绝对优势”，全国不但是处在“伟人的阶级决战的前面”，而且“我们和帝国主义直接武装冲突的阶段迫在我们面前”。他们不顾南方革命根据地丧失后全国革命低潮的现实，认为革命力量已经超过反革命力量。占绝对优势，陕甘根据地“在冲破帝国主义、国民党围剿的战斗中，由于苏区的扩大，工农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汹涌斗争……使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更加崩溃”。“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中，我们占绝对的优势”。在这种“五”倾冒险主义错误估汁下，中央驻西北代表团给陕甘根据地的任务是：“巩固与发展陕北、陕甘边苏区，建立陕西的广大苏区，更将陕西与四川的苏维埃运动联系起来，并进一步地使川陕苏区与新疆、青海、甘肃的伟大革命运功联系起来”“实行对帝旧主义直接作战，驱逐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出中国，武装保卫苏联”。在反“围剿”作战方针上，要求红军“全线出击”，提出“不让敌人蹂躏苏区一寸土地”的口号。在红军的作战形式上，要求红军“运用基本的运动战的策略，配合着阵地战，在新的‘围剿’未布置前先行打碎。”在红军的行动方向上，“要‘争取神府和吴绥以南苏区打成成一片’。要向韩（城）、邰（阳）发展，”要“以洛川作中心，积向定边、陇东发展，以马栏为中心，向同官、富平、耀县、泾阳、发展”要主力红军配合地方暴动，消灭苏区内敌人的支持点。攻打延安、清涧和瓦窑堡敌人的中心据点。总之一句话要红军四面出击。

    朱理治、聂洪钧等人还毫无根地指责刘志丹等在指挥笫二次反“围剿”战争中，没有普遍地发动广大人民进行斗争，在某些地方允许组织清乡会和敌人和平苟安进行妥协。在敌人进攻面前悲观失望，在战略上退却逃跑，以及执行单纯的坚壁清野政策，阻碍了革命战争的发展。没有充分开展敌人后方游击战争，完全忽视了地方动动的配合，没有及早订出军事汁划，既经决定计划之后，事行动动迟缓，不得迅速执行②等。因此，在这次永坪镇扩人会议上通过的决议中，号召陕甘根据地党和红军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但是，这时“左”倾错误还没有来得及在陕甘根据地党和红军中全面贯彻执行。因此，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和红二十六军坚持陕甘边的部队以及游击队、赤卫军在刘志丹的指挥下，仍然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战争的辉煌胜利和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初步胜利。使红军和根据地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劳山、榆林桥战斗后，驻瓦窑堡敌人惧遭歼灭，弃城而逃。这充分显示了刘志丹关于集中主力，歼灭南线之敌，打破敌人围剿的作战方针的正确性。但是，红军在南线作战的胜利，却被朱理治、聂洪钧等人严重歪曲了。他们在《中共陕甘晋省委关于庆祝劳山大捷及夺取瓦窑堡空前胜利的紧急通知》中，将这次胜利硬说成足“党战胜右倾取消主义的胜利”，是“克服了过去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逃跑路线的残余与游击主义的错误”，“切实地组织了瓦窑堡地方暴动”的结果。为了存政治思想和反“围剿”作战中进一步贯彻反对“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朱理治、聂洪钧在组织上实行了宗派主义的错误路线，打击执行正确路线而不同意或反对他们“左”倾错误的同志。他们取消了“西北工委”，成立了陕甘晋省委，由朱理治、郭洪涛担任正、副书记，他们又改组了西北军事委员会，以聂洪钧为西北军委主席，不公正地将刘志丹排除在陕甘晋省委和军委领导之外。他们对创建苏区有功绩，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党和红军的干部，大都采取不信任的态度，并指责这些干部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加之_打击。正当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