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建议，主张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印发到全国，可见他如何重视这个理论问题的讨论。

    邓小平十分重视叶剑英的建议，提出开这样的会“索性把问题摆开来，免得背后讲。”邓小平说的“摆开”、说的“免得”是针对当时没有放弃或者没有完全放弃“两个凡是”的领导人。而且从邓小平同韦国清的谈话中又可以看出，这样的会很快会召开。后来决定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中央工作会议原先的议题主要是讨论经济工作问题，但是这时开这个会议完全可以去实现邓小平“摆开”的想法。也就是说叶帅提出的理论务虚会的任务，事实上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实现了，思想问题、组织问题的解决更是超出了理论务虚会的范围。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会议参加者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得非常热烈，并且与反对和抵制真理标准的同志进行面对面的讨论、进行尖锐的争论。这方面的争论为解决当前的实际问题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中央工作会议的成就又超过了理论务虚会，又证明理论对实际的巨大作用。因此在会议期间，邓小平在同胡耀邦和我的谈话中，在讲理论问题的重要性这个话题时讲：这个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越看越是个政治问题。这个意思后来在闭幕会议讲话中也讲了(见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二)充分发扬民主的会议

    中央工作会议充分发扬了民主，对这一点所有参加会议的人普遍亲身感觉到了，而且是十分满意的。主持会议的华国锋在11月25日的大会上和12月13日闭幕会上都讲了会议有充分发扬民主的特点。叶剑英、邓小平在闭幕会讲话中对会议也做了这样的估计。

    会议的出席者的确敢想敢讲，勇于闯进“禁区”，讲人们过去不敢讲的话。会议的领导者也不干预任何人的发言，不给任何发言设禁区、定调子、搞框框，同时发言时间不限，发言次数不限，发言范围不限。对这几个“不限”，会议的领导并没有宣布过，而是自然而然地就这么实行了。会议出席者都是政治经验丰富的党的高级干部。他们自己会审时度势，发言恰当，但决不接受别人的干预。

    会上发生过一件这样的事情。在一次各组召集人向常委汇报各组发言情况的会上(这次汇报的时间是11月21日下午和晚上)，汪东兴发言说：大局要考虑。我们不乱。我们要搞民主，要有领导的民主，有领导的集中，全党要团结，不利于党的话不讲，不利于党的事不做。这些话从字面上说没有错，但是那时在汇报会上汪东兴讲这样的话，就有对分组会上的发言批评或者事先警告的意思。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都是党内很有经验的高级干部，岂会听不出这几句话的意思？因此在这话传下去之后，各分组的出席者就很不满。不仅各组发言没有受汪的影响，并且在11月27日召集人向中央常委汇报会上，各组就提出了这样一条意见：“汪副主席上次会上说的关于要有领导的民主和集中的说法，大家认为这种说法与华主席25日大会上对会议的估计不相适应。我们这些天的会议，不涉及有无领导的问题，‘不利于党的话不讲，不利于党的事不做’这个提法也不好。开这次会议就是为了讲清楚。”汇报会上分组召集人反映各组对汪东兴讲话的意见时，汪东兴就在座，会上汪也没有再说什么。大家把汪东兴那几句话顶了回去。

    对在“文革”中和“四人帮”被粉碎后两年多时间中，讲过对现实生活产生坏影响的话、做过产生坏影响的事的同志进行批评揭发，是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充分发扬民主的重要方面。这方面的一个突出表现，是指名道姓地批评犯错误的人，包括对一位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的常委的指名道姓的批评。尽管批评者讲得很尖锐，但没有不让别人申辩反驳的气氛和施加这种压力。当面讲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