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的马克思主义。我在“四人帮”被粉碎后曾经讲过这样几句话：宗教之为宗教就是要人们膜拜它，法律之为法律就是要人们服从它，而科学之为科学就是要求人们去研究它、理解它，在自己的实践中去运用它。马克思主义既然是科学，就决不允许对它采取膜拜、服从的态度。

    当然我们强调的科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科学，还包括一般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在党的历史上，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军事科学就很重要。在遵义会议前党中央所犯的错误中也包括违背军事科学的错误。建设时期我们需要的科学的领域很广泛，即便是社会科学，也不都能包括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范围之内，何况还有自然科学、思维科学和各种应用科学、技术科学，以及众多交叉科学、边缘科学呢。在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一定要讲求科学精神、科学态度。

    下面我想讲一点1978年那个中央工作会议前夕三位中央常委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重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历史事实。

    1977年4月邓小平给中央写信，针对“两个凡是”提出对毛泽东思想体系要有一个完整准确的认识。1977年7月16日到21日召开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领导职务的决议。邓小平自告奋勇管科学和教育。政治局很快开会同意邓小平这个请求。就在政治局作出这个决定后的第三天，他与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三人谈话，说他不赞成在十一大报告中再写“唯生产力论”是“修正主义的谬论”这样的话，主张从现在开始应该倒过来说这个话。

    他表示，于光远主持写的那本反对批判“唯生产力论”的书稿他已看过一遍，认为可以出版(这个意见在7月27日他同方毅、李昌的一次谈话中又说了一遍，并说他还想再看一遍)。也就在同一次谈话中，他肯定国务院研究室发表出来的关于按劳分配的文章，但认为写得还不大胆，希望改得更好(后来冯兰瑞同志执笔修改）。

    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后，有截然相反的看法，他针对这个情况说，你们社会科学院是理论机构，在理论上不能让步，我不劝你们在理论上迁就，迁就就会失去原则。

    1978年8月19日，邓小平又说起理论问题。他说：

    “问题主要是由两篇文章引起的，一篇是讲真理标准的，我说过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驳不倒的，我是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的，但是有些人反对，说是反对毛主席，帽子可大啦。另一篇是讲按劳分配的。我看了，先念同志也看了，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这时离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只有一个多月了。

    接着就有叶剑英向中央常委提议召开理论务虚会的事情了。叶帅这个建议是什么时候提出的，我没有看到表明具体时间的材料，但肯定是在1978年9月中下旬。我的根据是叶剑英提出这个建议是听了国务院务虚会之后受到那个会议的成功启发而提出的，而国务院务虚会李先念的总结是1978年9月9日做的。另外叶剑英的建议又是在《红旗》杂志社写了一篇文章向中央常委请示后提出的，这也是9月间的事情。

    胡耀邦在1979年1月写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中写道：

    “到了去年(指1978年)5月，思想理论战线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开始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这就引起了我国思想理论战线上的一场风波……去年9月《红旗》杂志社写出了一篇《重温〈实践论〉》的长文，文章送到了中央常委。叶剑英同志建议中央召开了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

    这个《引言》是对叶帅的建议是哪一个月提出的可靠的文献。

    叶帅还向中央提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