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听不同的意见，允许你反批评，至于你做不做反批评，那是你自己的事。

    讲话只是会议充分发扬民主的一个主要方面。还有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会议的出席者参与会议准备做出的决定文件的起草。办法是让会议参加者了解会议准备做出决定的事情，希望他们充分发表意见，把这些意见收集起来，作为修改原来准备的文件草案的根据。对会议准备做出的两个有关农业的文件的制定过程就是能够说明这一方面充分发挥民主的例子。

    中央工作会议并没有通过中央的决议和选举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这样的权力。因此出席这个会议的人也就没有这种表决权和选举权。但是有推举权、建议权，在会上大家也就充分使用这个权利。

    在这个会议上发言很普遍，几乎所有的人都表示了自己的看法。我所在的西北组除纪登奎同志外有34人，个个积极发言。发言在4次到6次的最多，发言在10次以上的有两人，发言在7次到9次的有9人，发言在3次到6次的有15人，发言在3次之下的有8人。可见发言的普遍程度。

    讲民主就是讲平等。这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政治局委员在分组会上同一般会议参加者同样发表意见，他们并不代表政治局，而是以与别的出席者同样的身份发言；在会议者的心目中并不把他们看作是高一个层次的领导人，他们发言也并不特别郑重其事、特别慎重，让人们忘记了他们是政治局委员。至于那五位中央常委，他们不但没有编入六个分组，而且都没有出席过一次分组会。我相信如果出席，也决不会在会上发什么指示，或发表什么“重要讲话”，会平等地参加讨论。常委也发表意见，那是在常委会上。有一些意见他们是在常委听各组召集人汇报时发表的。他们各自讲自己的观点，也就是各自运用自己的民主权利。这些观点也大都传达到各分组，各组的同志也可以对他们的观点发表意见。

    常委们的发言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各人讲自己的观点，这些话对出席者没有约束力的，出席者可以从中受到启发。二是由主持者代表常委发表对会议有指导性质的意见。这样的内容很简单，主要是程序性的。我们西北组要李登瀛、王惠德和杨西光修改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意见，要胡耀邦、王任重和于光远改出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文件，就是常委会上布置的。我们积极完成了这个任务。

    本来民主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人们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可以说是带有根本性的内容之一。在这个会上大家感到自己的积极性没有受到任何压抑。当然也受到当时传统力量的束缚。比如有些人用很多心思去讲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问题，翻来覆去地讨论是重复毛泽东讲的话是“高举”呢，还是实事求是地看待现实生活是“高举”，而没有人愿意去评论“高举”这个提法本身究竟正确与否，也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大家心里明白，在会上提这样的问题是不明智的。

    写一个全国性全面的文件的时候，在其中写上一段发扬民主的话，这种做法，不知道从何时起似乎已经成了一种“规范化”的行为，因此常常成为一种套话。套话有它的功用，但只能起套话的功用，不能给人们新鲜的感觉，也不能给人们以思想上的启发和教育，不能激起人们民主的热情。如果有深刻的见解，有新鲜的语言，有与实际结合的内容，情况就不一样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不论叶剑英还是邓小平，在会上的讲话中对民主问题所讲的话，都会给与会者很深的印象，也会给读到他们讲话的干部和群众一种深刻的印象。叶剑英在闭幕会上的讲话中专门讲了充分发扬民主(而不是一般地讲要发扬民主)的话题。他揭露“四人帮”制造的实行民主是搞资本主义的奇谈怪论，是以封建主义冒充社会主义，而我们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注意克服封建主义思想的残余。叶剑英还讲了领导干部不要嘴里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