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在其他的中国套盒术中并没有发生这种关系，比如堂吉诃德睡觉的时候，神甫在阅读一本正在出售的长篇《何必追根究底》。在这种情况下，超出了中国套盒术的范围，可以说它是一幅拼贴画，因为（如同《一千零一夜》中的很多母•子、祖•孙的故事那样）这个故事有它自己的独立自治实体，不会对故事主体（堂吉珂德和桑丘的历险活动）产生情节或者心理上的影响。当然，类似的话也可以用于另外一个使用了中国套盒的伟大经典作品：《被俘的船长》。

    实际上，对于《堂吉诃德》中出现的中国套盒术的多种变化，很可以写一篇大作，因为天才的塞万提斯使这个手段具有了惊人的功能，从他一开始编造的所谓熙德•哈梅特•贝内赫里的手稿（后来演化为《堂吉诃德》，从而留下扑朔迷离的感觉）就使用了这一手段。可以这样说：这是一种俗套，当然已经被骑士用得让人厌烦了，所有的骑士都一律伪装成是从某个奇异的地方发现的神秘手稿。但即使在中使用这些俗套，那也不是廉价的：作品有时会产生肯定性的结果，有时是否定性的。假如我们认真对待熙德•哈梅特•贝内赫里的手稿的说法，《堂吉诃德》的结构至少是个由派生出来的四个层面组成的中国套盒：一、整体上我们不了解的熙德•哈梅特•贝内赫里的手稿可以是第一个大盒。紧接着从它派生出来的第一个子体故事就是。二、来到我们面前的堂吉词德和桑丘的故事，这是个子体故事，里面包括许多个孙体故事（即第三个套盒），尽管种类不同。三、人物之间讲述的故事，比如上述桑丘讲的牧羊女托拉尔娃的故事。四、作为拼贴画的组成部分而加入的故事，由书中人物读出来，是独立自治的，与包容它们的大故事没有根深蒂固的联系，比如《何必追根究底》和《被俘的船长》然而，实际上，由于熙德•哈梅特•贝内赫里在《堂吉诃德》的出现方式，是由无所不知和游离于叙述故事之外的叙述者引证出来的（虽然我们在谈空间视角时看到叙述者也被卷入故事里来了），那就有可能更加游离于故事之外并且提出：既然熙德•哈梅特•贝内赫里是被引证出来的，那么就不能说他的手稿是的第一级、即作品的启动现实——一切故事的母体。如果熙德•哈梅特•贝内赫里在手稿里用第一人称说话和发表意见（根据那个无所不知的叙述者从熙德•哈梅特•贝内赫里那里引证的话），那么显而易见，这是个人物兼叙述者的角色，因此他才浸没在一个只有用修辞术语才能说的自动生发出来的故事里（当然是指一个有结构的故事）。拥有这个视角的所有故事、叙述内容空间与叙述者空间在这些故事里是吻合一致的，那么这些故事除去文学现实之外还掌握一个包括所有这些故事的一级中国套盒：写这些故事的那只手（孤单的手，因为我们知道塞万提斯是个独臂人），我们就会同意《堂吉诃德》甚至是由四种混杂的现实组成的。

    这四种现实的转化——从一个母体故事转换到另外一个子体故事——表现在一种变化，这您大概已经察觉了。我刚才说“一种”变化，现在我马上推翻它，因为实际情况是，中国套盒术经常会同时产生几种不同的变化：空间、时间和现实层面的种种变化。现在我们来看看绝妙的中国套盒术在胡安•卡洛斯•奥内蒂的《短暂的生命》中的例证。

    这部杰作，西班牙语中最巧妙和优美的作品之一，从写作技巧的角度说，完全是用中国套盒术构筑起来的，奥内蒂以大师级的手法运用这个中国套盒术创造出复杂、重叠的精美层面，从而打破了虚构和现实的界线（打破了生活和梦幻或者愿望的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