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人不太可能当警察或长期留下来；但他也还不至于愚鲁不堪，因为多少受过训练和要求，拥有多多少少的专业知识；而且因为接触罪恶之事比寻常人多，也不免会老于人情世故，甚至倾向犬儒虚无。

    把这样的人掷入犯罪第一现场，要他们担负起正义的第一线追索者和捍卫者，这是所有人类社会的真相和情非得已，不待说，这样得出来的正义也就永远是打了折的、扭曲的、破破碎碎摇摇晃晃的，不可能透明一如我们悲愤的想望，更注定了和古典推理那种不顾一切的正义实践分道扬镳。

    人的机器

    想像一下，我们的脚下也没有地狱。

    为什么会输给纽约？票选结果没附带解释，我个人的猜想是：第一，美国作家的本土意识作祟；第二，现实世界之中，伦敦的治安状态一直远远好过纽约，这点吃了亏；第三，我以为，在小说中伦敦被谋杀的人口数尽管远远高于纽约，但它却是个谦逊的谋杀之城，它不太露面。

    真实的世界中，罪犯只负责犯罪，不负责想像；相对的，科层化的警察机器只是一套操作程序而已，不必也不允许什么想像力。

    伦敦不太露面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这里生长的谋杀案主要隶属于古典推理的范畴。

    约翰·哈威是当前英国推理小说界的怪杰，在他笔下，如此的英伦城市不仅清楚存在，而且和谋杀案一体成形不好分割。哈威所用的中心侦探是一名任职警局的探长芮尼克，这位探长很难让我们联想到那种喋喋不休、不讲话惟恐人家会不知道他有多伟大的神探；相反的，他异常的沉默，有老警察和老于人情世故的疲惫，生活中和居于城市的你我一样，不仅乏善可陈，而且不如意之事十常八九。芮尼克好吃，但人到中年得时时为体重烦恼；他老婆和情人跑掉了，只能独居并自行料理三餐，但他还是有能力也有余裕养了四只懒怠不堪的猫；可能因为婚姻不顺利加上职业并不体面，芮尼克对漂亮的女生有自卑感，当然，这也偶尔弄拙成巧，使他之于较具母爱的女生有一种魅力。对芮尼克而言，生活中最沮丧的一环，倒不见得是凶手一时还抓不到，而是他支持的两支足球队老是吃败仗。这一点居住国外有职业球队城市的人都知道，城居生活往往并没有这方面的选择自由可言，就英国足球来说，曼彻斯特的曼联一直是全英国最顶尖的球队，但你一天不把家迁居到那里，你也就只能忍受自己城市的球队动辄被人家糟蹋痛宰，这是城居生活必要的恶之一。

    抬头看见的，只是湛蓝无垠的天空。

    我们这里所说的结构，并不是指法国结构主义者所揭橥的那种“事物的关系网络”，没那么深奥，而是寻常可见，或可称之为“人所组成的机器”。生活在二十世纪末的今天，我们对这类组织结构的存在绝不陌生，事实上，我们是习焉不察或习焉很察地日日与它们相处，或生活于其中，比方说，我们每天上班的公司便是，上从董事长总经理，下到小妹工友接线生，是个层层叠叠的组织结构；而我们也很容易察觉到它有别于我们每一个人的目标和意志，也很容易感受到它之于我们的不舒服束缚之感，更经常的，我们会痛恨它的愚笨迟钝和没同情心，仿佛永远只是一堆表格，一堆数字，一堆浪费生命的例行公事，和一堆不知变通的规定云云。

    这当然都不是古典推理的乐趣，而让人想到大西洋另一侧的美国冷硬派小说——没错，事实正是如此，哈威便不止一次谈到冷硬派写实小说对他的意义和召唤，并一再提到雷蒙德·钱德勒，他是英国推理作家的躯体中躲藏着一个美国冷硬小说的凝视现实灵魂。

    这怎么可能会是真的呢？——不待谁来提醒，不必和警察打过交道，不用有报案而被警察吃案打发回家的纪录，不需要做小生意塞过红包给警察，更毋需拥有因犯罪或示威抗议被警察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