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一会儿，谢尔盖叫来一名侦查员，给他指了一下塔玛拉刚才用过的杯子，抑郁不悦地说：“把它送到科技处。它在两分钟之内告诉我们的将要比塔玛拉两个小时告诉我们的还要多。而主要的是，它将要告诉我们的都是真话。”

    星期一早晨，太阳出来了，天气晴朗而寒冷。谢尔盖精神抖擞地徒步来到局里，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心里怀着急欲行动起来的强烈愿望。

    他首先给科技处打了电话，了解到所有鉴定的结果将在中午之前做出。

    随后，谢尔盖下楼来到二层刑侦处。他和罗巴诺夫一起听取了扎特金讲述他昨天的奥尔洛夫大街之行。

    根据现已查明的地址，那里住着一个叫兹翁科夫•瓦西里•普罗科菲耶维奇的人，是航空站饭店的领班，他在休补假，已经两天没有在家里过夜了，不管怎佯，左邻右舍这几天都没有看见他。因此，塔玛拉昨天来找谁，这尚不清楚。兹翁科夫是一个滑头滑脑、形迹可疑的人。沃洛佳不辞辛苦，到航空站跑了一趟，同饭店工作人员谈了一会儿兹翁科夫。同时，他当然还谈了许多其它情况，结果他的交谈者中没有一个人能回答得上来这个问题：警察局年轻而快乐的侦查员实际上需要从他们这里了解什么呢？沃洛佳从这些谈话中还得出一个结论：应当特别询问一下兹翁科夫过去的情况。至于奥尔洛夫大街上那所房子，沃洛佳慎重地围着它转了好几圈，不时地往窗户里探望和机警地倾听。他最后做出结论：房子是空的，里边没有人。

    还在同扎特金谈话之前，罗巴诺夫就往医院里打了电话，询问谢苗诺夫的身体状况。他得到的答复仍然和昨天一样：危险脱离了，但病人极度虚弱。

    同时得到报告说，先卡待在家里，同外界没有任何联系，严格地执行着对他的指示。看来，科尔舒诺夫的谈话对他起了作用。

    塔玛拉•班基娜的行为举止也无可指摘。只有一次，她泪痕满面，惊惶失措地跑到面包店里，并且那么老远地围着自动电话亭走了一圈，仿佛电话亭里已经布了雷，马上就要爆炸似的。顺便提一句，塔玛拉原来在兹翁科夫所在的那个饭店里当服务员。

    后来，给罗巴诺夫送来一大包从莫斯科寄来的普罗霍罗夫的旧档案，于是他和谢尔盖把自己反锁在谢尔盖的办公室里，以便详细地、安静地熟悉一下这包材料。在罗巴诺夫的办公室里来做这件事是难以想象的，因为同事们一刻不停地朝里张望。

    然而，朋友二人还没有来得及把这包材料的目录读完，桌子上的电话就响了。

    “当然是找我，”罗巴诺夫发牢骚说，“难道能躲得过这帮机灵鬼吗？”

    原来是局长打来的电话，找科尔舒诺夫。

    “谢尔盖•巴甫洛维奇，”政委声如洪钟，说话很有气派，“我这里有一位从莫斯科来的同志，是从戈尔利娜曾经工作过的那个单位来的。您是不是跟他谈一谈？”

    “当然！”谢尔盖赶忙回应道，“他可以到我这里来吗？”

    “好的，好的。我这就打发他去您那里。”

    罗巴诺夫把摊在桌子上的材料收拾起来，一面走着，一面顺口说了一句：“我暂时处理别的事情。事情积压得太多了！”就急忙离开了。

    过了不一会儿，有人小心地、有礼貌地、平和地敲了敲门。

    一个身材高大、渐近老境的人出现在门口，头戴灰色的卡拉库尔羊羔皮帽子，穿着灰色的、缝制的时髦冬大衣，配着也是浅色的卡拉库尔羊羔皮的窄领子。这人四方大脸，皮肤有点儿粗糙，两道浓眉长得很低，显得很严肃。

    “是个严肃的同态。”谢尔盖心想。

    那人不慌不忙地穿过办公室，跟谢尔盖握了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