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当时日本人用枪打的，他抚摸着疤痕说：“就差那么半公分，如果再朝这边偏一点，就要了我的命了。”

    天蒙蒙亮时，晨雾笼罩着阴森森的狮子森山，难友们身体羸弱，又经过一夜奔波，早已疲惫不堪。这时，耿谆想让队伍到山顶以后再集结，但是山顶上已经有日本军警在喊话了。队伍无法走到山顶，就只好跟日本人搏斗了。这时，暴动发生前的几百号人，有的被杀害，有的被抓走，现在只剩下五六十个人了。

    大势已去，耿谆对身边的李克金、李光荣说：“你们各自为战吧，我要以身报国了！”他解下李克金的绑腿，迅速将带子的一头系在树上，另一头套在脖子上，用脚猛力一蹬，昏死过去。耿谆醒过来时，已经在押往花冈警察署的卡车上。日本人对整座狮子森山搜索了7天，到最后只有一个劳工没有找着，其他的全部被抓。

    日本军警把抓到的中国人用绳子捆绑起来，带到镇上的共乐广场，扒去他们身上的衣服，让他们半裸着身体，把胳膊捆在背后让他们跪在地上。整整3天，不给饭吃也不给水喝，还要忍受日本军警的殴打，广场上到处都是死人。

    耿谆老人说：“在花冈不到10个月，暴动时我们就死去了300人，暴动之后，被日本人血腥镇压，又死去了135人，合在一起是400多人。”

    这就是震撼整个日本的花冈惨案，也叫中山寮暴动。

    阜新煤矿暴动

    “九一八”事变后，阜新煤矿完全为日本占有。据不完全统计，1934年到1945年的12年间，日本掠夺阜新煤炭3000万吨。自“九一八”到日本投降，日本人在阜新共杀害矿工及无辜百姓达7万人，杀人酷刑多达百余种。

    自1939年到1942年6月，日本就从华北地区劫掠900多万人，到东北等地从事开矿、挖煤等重体力劳动，致使其中大批人被饿死、累死或杀死。

    面对生不如死的苦难，大家的想法都一样：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一场，死里求生。

    1942年在东北阜新新邱煤矿的战俘营里，朱韬和战友们也决定奋起反抗。朱韬原是共产党抗大二分校三团二大队的政治主任教员，两个月前的1942年6月2日，朱韬在日军扫荡时被俘，1942年8月27日被押解到阜新新邱煤矿。

    日军对待劳工一向残忍，谁都不愿不明不白地死在这儿。朱韬老人说：“人间地狱十八层，十八层下面是矿工。日本人搞人肉开采，我们不愿意在这里当奴隶。于是，大家经过讨论决定暴动，当时的班长刘贵，最后一拍桌子说，我的性格就是下了决心绝不回头。”

    新邱煤矿的战俘营四周是3300伏的高压电网，四角有岗楼和把守大门的警备队，因此和监狱没有什么区别。在经过了一番计划之后，暴动时间定在9月2日。朱韬老人说：“这时，开始动员暴动，暴动发起以后大家要团结一致，同心同德，遵守纪律，服从指挥，即使剩下一个人也要斗争到底。”

    1942年9月2日，夜静得出奇，新邱煤矿战俘营里却有些沸腾了。暴动的时刻到了，大家拿起棍棒砖头，开始向敌人冲击。

    在一片忙乱中，突击队顺利砸开了仓库，大家把平时干活用的铁锹、钢钎都拿了出来，把大门两侧劳务室和警备队的办公室砸了个稀烂。但看守的警备队似乎早有戒备。敌人的枪声响了。

    朱韬和他的难友们不知道究竟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在敌人的枪炮中，主干队按照原计划往大门方向冲，却受到电网的阻拦。朱韬回忆说：“有人找来门板，在门板上铺上棉被，往上跑。”由于高压电网，试图从电网上跳出去的人，几乎全部被电死。随后，煤矿的宪兵队、警备队、矿井队陆续赶到，战俘们被迫往后退。天快亮的时候，还活着的人，终于被赶到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