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蚊帐。休息时，拉开拉练钻进去，湿靴就吊在床外。起床时再顺手穿上，十分方便。继续赶路时，只需解开那吊床一方的绳子，边卷边抖去雨珠，然后用另一头的绳子捆好，放在驴背上就行了！真是方便实用。

    闲暇时，我喜欢和联络组的成员聊天交谈。他们总爱拿出家人照片一一向我介绍。听到我的赞扬，他们都显得非常高兴，比自己受了夸奖还开心。

    跨过迈立江支流到达指定的坐标位置之后，我们马上拓展出一座100×10平方米的空投场，便于给养与武器弹药的补充。联络组随即与指挥部联系运输，以便于及时空投。

    物资一到位，驻营与后勤工作立即得到解决，搜索敌情的任务便全面展开了。我喜欢跟着侦察班背着马克兴冲锋枪四处侦探。一次搜索中在相距约30米的战壕内发现有一敌人正持枪瞄准。我方立即匍匐前进，散开包围敌壕，才弄清原来是一名奄奄一息的日本兵。他的眼睛已完全闭上了，手却仍持三八式步枪，右手扣在扳机上，只有嘴还略有些轻颤。想来是患了恶性疟疾被部队抛弃。

    恶性疟疾是一种我们谈之色变的病。我也曾阴差阳错地患过这种病，所幸好好医治之后也没什么大碍。那是在加尔各答休假之后，我与另一位素不相识的中国兵搭上了黑人司机的便车。哪知那位战友将手伸出窗外划伤了，我们就将他送进了医院。这时我突感不适，经诊断竟是恶性疟疾，不觉心惊肉跳！给我做检查的美军上尉和蔼地安慰着：“不要害怕！病人的心理因素是最重要的。我们是有把握治好这病的！”由于我的配合，不多时日也真就恢复了过来。在医院又遇见了一位与我年龄相仿的中尉医师。一次，我向他谈到自己鼻腔肿胀，他出手一摸：“没什么，只是软骨增大。我给你做个小手术就行了！”20多分钟的手术过后，我那多年鼻子不通畅的毛病就解决了！

    保卫的任务完成之后，上头就下来了命令，情报科长将飞往前线视察。王团长对我解释：“这个情报科长名叫约瑟夫，是史迪威总指挥的长子。”我听了这话，便急于想见到这位中校，很想看看他是否同他那不戴军衔、穿着便衣、在战场各处跑来跑去的父亲相像。

    飞机降落，他走了出来，180厘米左右，很瘦，同他父亲一样，也有一个长长的鼻子。我们高声叫到：“约瑟夫中校好！”他随即回礼：“下午好！团长，译员！”并和我们按照中国的礼节握手示好，然后开始听取团长的汇报。他同他的父亲无疑是很有相似之处的，办事干脆，不拖拉，也没有官架子。上个世纪20年代，在中国面临外有帝国主义侵略、内有军阀混战的艰难局面时，史迪威曾以美国武官的身份在天津工作，并在山西担任修路工程师，天天生活在贫困民工之中，深入了解了民间的疾苦。可以说这位美国人是我们一位不可多得的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