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口法，也一一在书中的彩图下做了形象的诠释。

    我再次惊叹本来没有呼吸没有知觉的单个方块汉字，一经学人组合，竟变得那般活蹦乱跳，绘影绘神。仅两虫相斗交口时的口法，古今蟋人竟命名了近三十种。

    两虫相遇，斗口连连，快如鸡啄米，转眼几十口，猛虫将敌手咬得手忙脚乱，不能应口而败阵，称日“啄口”；两虫相咬，不分上下，双方均不敢贸然出口，像摔跤人相互围转，旋如推磨，谓之“磨盘口”；两虫搭牙，合口之间，一虫用牙将对方掀向一旁，甚至甩出栅外，叫作“挑口”；两虫交口，一虫咬敌虫之牙，双腿蹬地跃起，在半空中扭撕扯拉敌虫，称日“飞叨”；两虫牙接，一虫钳住对方牙齿，用力左右摇摆、摔打，把敌虫咬伤摔残，谓之“摇口”；两虫相逢，一虫咬住对方，猛一抬头，用牙将敌虫高举过顶，同时提、拉、钳并用，叫作“霸王举鼎”……

    小小斗栅内的小战场，虽没有古战场那种驱坚策肥、鼓鸣旌飘，矢石如雨、刀光剑影的壮观，但却不乏拼斗的惨烈，厮杀的悲壮，鏖战的血腥。对于躯体内含有“好斗基因”的人类来说，观两虫交战，随着“得胜将军”的鸣唱奏凯，会令人产生凌云直上的愉悦，登高一呼的心醉，甚至还会让人发出“人生能有几回搏”的感慨。

    前两年，杭州一女郎闻得王际云对蟋事研究颇有造诣，每岁秋总是乘宝马车至宁阳，拜谒际云先生。这位杭州女子，体态袅娜，面容姣好，周身充溢着江浙美女的妩媚与清雅。她虽年仅二十四五岁，却因在生意场上游刃有余而成了“千万富姐”。每见到际云先生，这杭州女总是让助手递上一张50万元的现金支票，让际云先生帮她选觅名虫。声言她买好虫，决非用于赌场，她每年都要赞助杭州几位与她熟悉的虫迷一笔款子，民间组织公开会斗时，她仅是现场观斗，一饱眼福。际云先生不是见利忘义之人，他深知在名虫产地宁阳，能卖得上万元一只的蛐蛐并不多见，便为这杭州女子介绍了当地几位捕虫高手，让他们帮其捕捉好虫……

    这杭州女郎常与际云先生谈及蟋事。每当谈到她资助的虫迷在会斗中如何取胜时，她那白若凝脂的脸上浅浅的酒窝里也溢满了笑意。际云由此推断：此女玩虫，纯为取乐。

    世界上最高明的外科医生也难以解剖美女的心思，就连弗洛伊德那样的哲人恐也难准确判断丽人的心理。我猜度，这位“千万富姐”觅蟋不摆赌局是真，但是否还有更高层面的情感需求。抑或是她在一些“奶油小生”身上寻不到大丈夫的气概，却从这小虫身上获得了某种精神的满足；抑或她本是一外柔内刚之女子，想从勇猛的小精灵身上，捕捉雄性的元气、勇气与志气，以使她在激烈如战场的商海中，高扬商帆，再图大举……

    讲排场，爱面子是一种极具普遍性的社会意识行为。除精神病人和植物人，概莫能外。国内外一些文学巨匠，早巳把人的虚荣心刻画得入木三分。

    斗蟋之戏，从兴起那日起，便成了国人中某些玩家们展示虚荣心的一个窗口。

    民国时期，津门的寓公遗老在参加蟋局时，常乘坐四人抬的雕花镶玉的太师椅，由家丁前呼后拥，招摇过市；他们装蟋罐蟀盆用的红木大圆盒也满身珠光宝气。主人进得斗局，在斗厅两侧的华室内，朝烟榻上一躺，就云里雾里，并不把斗厅里的胜负放在心上，赢了算是意外小钱，输千把两银子也不在乎，要的是这种派头……至于斯时京都中的巨卿军棍、财阀寡头在坐庄斗蟋以及拜祭虫王时的摆阔程度，更胜津门一筹。

    当今的文学作品，比起万花筒般的社会现实，总显得黯然失色。诚如歌德所言：“现实比我的天才更富有天才。”

    一位真正的虫迷，向我讲述了一则当代大款斗蟋摆阔的轶闻，惊得我口舌打结，半晌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