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经济大潮中再度成为商品时，宁阳百姓方知昔年瞽人说书时，那“只蟋千银”的说唱并非虚妄之词。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宁阳人首先懂得蛐蛐竟还能成为商品者，当属泗店镇南王村的王爵民。

    现年53岁的王爵民，在刚告别开裆裤时便开始玩虫。在充满稚趣童兴的游乐里，对虫儿悟性极强的他，逐渐识别出哪种颜色的蟋蟀好胜，哪种形状的蛐蛐善打。“文革”后期的某年秋天，天津有一老虫迷名李永年，悄悄来到南王村捕虫，玩虫之心不退的王爵民闻知后，便给老虫迷当帮手。三个秋天过来，青年虫迷从老年虫迷那里学到了辨虫、捉虫、养虫等十八般武艺。这年深秋某日，老虫迷携在南王村多日所捕之虫兴冲冲北归，王爵民送蟀师至火车站。当列车员见老人包里装的全是一罐罐蛐蛐时，便顺手扔出车窗。时年78岁的津门虫迷，见状老泪纵横，王爵民也徒唤奈何……

    进入80年代中期，沪、津、京的蟋事暗潮涌动，1988年秋，上海一玩家来泗店镇收虫，王爵民捉得一只上品，得款120元，这在当时等于一县级干部的月工资。后来，全国各地来泗店的收虫人渐多，王爵民便率两个儿子专事虫业。

    某日，一农妇拿着一只连两元钱都难出手的小虫找王爵民，王凭着一双识虫慧眼，当即将虫买下，按照津门蟀师秘传的技艺，经一月喂养，小虫由红牙变为墨牙，被天津某玩家以1500元购去。是年秋，王爵民的大儿媳到圈中喂猪，往食槽里倒食时，忽有一蛐蛐跳在腿上，她顺手捉住，交公爹辨识，王一看竟是蟋中上品白牙青，出手便得800元……

    从此，“一只蛐蛐换一头牛”之说，便风传宁阳。

    自1995年始，王爵民父子捕虫、收虫，往返沪、津，每年收入均在三五万元。时间一长，王爵民与京沪线上的列车长们混熟。一年秋，王爵民携一批蛐蛐往上海销售，列车长看上其中一只，想掏几个钱买下玩玩，王爵民当即拱手相送。那列车长至沪后，拿此虫到虫市上去晃晃价儿，没想到瞬间便有几十个玩家围拢过来，一玩家一下抢过这列车长手中的小虫罐，不容分说，扔下一万元的票子，匆匆而去……

    此事传到宁阳，使宁阳的捕蟋潮陡涨。

    这期间，全国的斗蟋热急骤升温，上海又成为全国的玩虫中心。有报刊披露，在1997年，上海孩童斗蟋不计其内，玩虫的成年人已达百万，而全国的玩虫者多达千万之众，且每年都呈上升之势。而在此时，宁阳人靠捕虫、卖虫致富者不乏其例。王爵民父子靠虫业已盖起两幢小洋楼，而泗店罗河村一罗姓农民，后来居上，一家五口连捕带收，靠小虫一季收入便达七八万元，近十载下来，目下正向百万富翁的行列靠拢……

    在宁阳，农民见小小蛐蛐能为自己驮来新房，衔来票子，焉能不眼热心跳，心慕手追。

    外地来宁阳的收虫者，不乏大款。上海一收虫大户，每岁初秋便住进乡饮镇的宫家村。这大款带有三个助手，外加一个专烧上海菜的厨师。每月3000元租住的民房内，冰箱、彩电、微波炉一应俱全，且在每年两个多月的收虫季节过后，就将这些家电便随意弃之，来岁再置新的。

    求等性是人类的社会本性，人与人之间的生存状态在近距离的比较中，这种求等性的愿望会变得愈加强烈。虽然政治上已取得法定的平等但在物质生活上又与城里人有着巨大差距的宁阳农民，见收虫大款如此大手大脚，自会更激起他们求富的欲望。

    宁阳县的领导者们，见遍地皆是的蛐蛐，已成为县内重要的商品资源，为改变县里的贫困面貌，便理直气壮而不是羞羞答答地打出了“虫产业”、“虫经济”的旗子，并于1998年始，年年于秋季举办全国性的“中华蟋蟀友谊大赛”。

    由于宁阳虫